爱因斯坦(21)

二一

　　尽管证实了相对论，可是爱因斯坦不久果真成了讨厌的倒霉蛋，并因此在德国成了瑞士犹太人。于是，理论本身不再满足民族的虚荣心了。在德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元首”和其他恐怖组织开始活动了。在这期间，在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物理学》一文。其中说：“既然爱因斯坦教授被公认为新的哥白尼，许多大学教师成了他的崇拜者。直接了当地说，我们在这里是和卑劣的科学丑闻打交道，这种丑闻对于全部政治周期中现代周期的图景来说是太有代表性了。归根到底无须责备工人们追随马克思，如果德国教授们追随爱因斯坦的谎言的话。”

　　有个保尔·魏兰德建立了一个专门组织，以便同爱因斯坦的影响作斗争。魏兰德召集了一些会议，他本人在这些会上发表了对爱因斯坦的政治抨击，而在他之后某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企图驳倒新的理论。就在这时候，勒纳德的演说出了名，他是个大实验家、相对论的猛烈反对者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勒纳德的演说中，从企图以古典立场解释迈克尔逊的实验结果，到号召对爱因斯坦实行肉体惩罚一应俱全。他认为，不寻找出快速运动物体质量变化思想的真正起源是不成的，而这项发现的优先权属于在战争中牺牲的天才理论家弗朗茨·哈泽内尔。

　　民族主义分子的中伤似乎可能迫使爱因斯坦离开德国。此外，通货膨胀开始了，它使爱因斯坦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这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爱因斯坦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诺言。德国形成的局面在他看来并非毫无希望，君主制的倾覆，在他的心目中是积极进展的开始。1919年，埃伦费斯特曾极力劝爱因斯坦移居莱登，爱因斯坦答复说：“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我不得不离开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

　　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心通知洛仑兹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爱因斯坦留在德国，就必然遭受反动派对他的打击。同时，他渐渐地与广大公众更接近了，他的思想成了他们的一面旗帜。相对论成了政治斗争的中心，这使相对论愈益深入人心。但是，要分析对相对论的广泛兴趣的原因，就不能不涉及理论本身的内容和意义。问题的基础就是相对论和“古典理想”的联系。

　　关于世界是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物质总和的观念，在三个世纪中就成了一种有机的观念的话，现在，这一现象从超距作用、绝对空间以及以太概念中解放了出来。

　　但是，这种解放是以反常的抛弃古典的速度合成定理为代价的。从而，理论导出了关于存在的可靠的、无可辩驳的、实验上证明的反常性观念。与此相联系的是“反常的唯理论”——关于宇宙和谐的观念，这种和谐表现在朴素的、但和传统的“显然性”相矛盾的相互关系中。正是这一思想综合体，通过熟悉相对论的比较广泛的人群逐渐渗入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里，保持了理论的普遍结论——坚信理性万能和世界的客观性与和谐性，这些普遍结论在理性、和谐同历史冲突中神秘主义、混乱对立的时代里，不可能不激励人们。往后，对理论的兴趣赋予理论以社会意义，而反过来又增加了理论的普遍性。爱因斯坦本人坚信，不管学者的认识论思想是什么样的，当他期待自己提出的理论得到证实时，他不可避免地要抛弃不可知论的立场，但问题还在于他坚信的程度。只有关于世界内部结构的可知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观念已经不够了。

　　爱因斯坦绝对坚信观测将证实理论，这种信念不仅和理论工具的数学的准确性相联系，而且也和世界可知性的有意识的、彻底的和坚定不移的推断联系。当爱因斯坦收到日蚀时拍摄的照片时，他大为赞赏。他赞赏的是摄影师的高超技艺，至于说到对理论的证实，爱因斯坦并不认为事情的这方面是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别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当人们问起爱因斯坦，他将如何对待否定的结果时，他的回答是：“我可能非常惊讶”但是，“自然界的成功”意味着的不只是这种证实，否则它似乎与其说是自然界的成功，不如说在一种场合是绘画的成功，在另一种场合是物理理论的成功。理论依靠的不仅仅是“外部的证实”，而且还必须和更普遍原理的“内在的完备”相吻合，并且当外部的证实成功地与内在的完备吻合、观察和唯理论的标准吻合的时候，这种认识才是一种成功。

　　爱因斯坦的立场丝毫未表示出对计算本身的高度评价。爱因斯坦根本不会谈论对自己智力的评价，这类想法他从来没有出现过，爱因斯坦的道德品质也与它有关。在这种水平上，智力上的强大与道德之间已不可能有矛盾。突然袭临爱因斯坦的荣誉，使他感到一个学者对人类命运所肩负的责任。归根到底，这荣誉是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作用的象征，在20世纪科学已有了这种作用，而这是这个世纪的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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