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28)

二八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对论，他以为博士头衔远远胜过爱因斯坦发表的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所以，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对这些文章只字未提。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博士、晋级、工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他只需要一个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对论的环境。

　　当然，也有认识爱因斯坦价值的人！

　　物理学领域中读懂了相对论的人，都在探听《物理学纪事》上的爱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处在何方？

　　听说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寻找爱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爱因斯坦，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一定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听懂，却知道了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个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里办公？”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立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了下来，开始了他们的终身友谊。

　　劳布到伯尔尼拜会爱因斯坦的场面更有趣。当时，爱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炉，听说劳布请教物理学问题，他摊开两只乌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来了：“你看，我和人谈辐射，可是这个倒霉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伯尔尼对物理学家们产生了吸引力。连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尔尼来。1907年7月6日，他写信给爱因斯坦：“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虽然还很遥远，可是想到能和你会面，心里很高兴。”

　　此时，上帝也睁开了眼睛。

　　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难道就让他这一辈子当个平凡的公务员吗？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然后再申请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先要当一段时间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才能被任命为教授。

　　所谓编外讲师不是教师职位，大学或其他任何官方机关不发给薪金。成为编外讲师只是说有资格在受聘的大学里讲课。唯一的报酬是每门课程听课的人所付的极少的听课费。那时常有人说，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与富人联姻的人，才可以考虑以大学任教为职业。这两者爱因斯坦都不具备，也许这就是他虽然早就想谋求这种职位而又未积极行动的原因吧。

　　不过，到了1907年，他终于决定，在专利局工作的同时，提出到大学任教的申请。6月17日，他寄了一封信给伯尔尼州当局，内附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已经发表的17篇论文的副本、所学的全部课程简介。讨论这件事时，有几位教师发言表示赞同，但是实验物理学教授表示反对。不知什么原因，爱因斯坦忘记按照要求，随申请一道寄去一篇授课资格的文章，即还不曾发表过的科学文章。爱因斯坦的申请被否决了，整个事也就耽搁下来。一向豁达的爱因斯坦不知怎么突然急了，在大学吃了闭门羹后，竟又为中学教师的职务奔波了。

　　他给温德都尔技术学校写信，给州立苏黎世中学写信。当时在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中学教师社会地位比较高，也称为“教授”。爱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学为跳板，冲进大学里去。不懂世故的爱因斯坦接二连三地写信请教格罗斯曼和劳布，问他们求职的人应不应该上门拜访校长呢？是不是应该当面向校长陈述自己的教书才能和优良品格呢？

　　1908年1月，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儿去，口头说明我作为教师和公民的值得称赞的人格？或许我不会给人以坏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吹捧自己的科学论文有意义吗？”

　　或许他再也没有申请，或许他又遭到拒绝，反正到中学求职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1908年2月28日，爱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请被伯尔尼大学接受了，并授与他教课的权利。

　　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学术界的一员。

　　专利局的工作迫使爱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时间里讲课。

　　1908年夏季学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7点到8点，他给三位朋友，包括贝索在内，讲热运动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课程是在1908—1909年的冬季学期。每星期三晚上从6点到7点向四位听者讲课。

　　当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足勇气跑去问看门人：“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佬。

　　上课的人数，看门人还说多了，其实只四个人：讲师先生、两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比手划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里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他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

　　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

　　第三，……

　　……

　　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谨。克莱纳摆摆手，说：“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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