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65)_彼得·琼斯

六五

　　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里。文章想方设法证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叙述道：“世界各种政治发展，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形势……”文章作了如下论证：“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过去的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必要基础。”

　　文章继续叙述道：60年代，苏联发展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象美国那样威胁世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了力量，由于它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帝国主义”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帝国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公开同美国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巨的斗争相继宣告独立……中国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属于第三世界。”文章声称，“在全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应该对这种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裂，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已逐渐遭到破坏。”

　　文章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使世界形势形成了如下局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已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苏美两霸对于世界的争夺，它们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全世界人民对于它们的反抗，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它们站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的最前列，成为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剥削，又受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然而，文章又强调，“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这是因为：“第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美帝国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已经铺得太大，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第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第三，苏联的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第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它可以利用列宁的威望，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苏联呼吁召开最高级会议

　　（1978年2月）

　　1978年2月24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两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该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坚决地坚持平等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信上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谈应尽早在北京或莫斯科举行。“在足够高的水平上，确定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件作出结论说：“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1978年2月26日，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就苏联这封信的内容直接地作了回答。

　　华说：“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原则争论必须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

　　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口头上说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但实际上顽固坚持敌视我国的政策，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完全是白日作梦。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的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拿出实际行动来。”

　　同年3月9日，在中国官方给苏联的正式答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答复中，中国把苏联提出的原则声明看作是“内容空洞的、毫无价值的”，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在答复中宣布，改善中苏关系，必须先采取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这一步骤。然而，同年5月至6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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