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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中国的调解行动和反苏攻击的恢复

  (1977年7月~11月)

  中国的反苏宣传一直延续到1977年年底。1977年10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中国的《人民日报》谴责该宪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卑鄙背叛。”中国攻击的矛头主要是直接对着苏联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苏联对非洲的政策。中国把苏联说成是当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这些观点,在华国锋所作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尤为突出(中共十一大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华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见下一节),并重申了中国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攻击。

  华说:“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团。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报告的前几章里,华谴责苏联“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控制起来。虽然苏美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洲。”华说,任何缓和政策都“会助长苏联的扩张野心。”他声称目前的世界形势促使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1977年8月26日,塔斯社对华的报告作了评述:“这次大会确立了把人民引向继续实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首先,这足以证明,中国存在着来自苏联的‘威胁’是虚构的和根本不存在的,……缓和政策应受到尖锐的攻击。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应得到确认。换言之,实行战争政策和赞美战争的事继续进行着,……将世界发生的事件用这样的方式作出解释,以符合毛泽东主义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众所周知,根据这个报告,这个理论是被用来为北京与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作辩护的,这样做,为的是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相对立。”

  然而,1977年年底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显露出与中国官方声明所唱的敌对调子的不相一致。1977年6月,王幼平被任命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而自1976年3月以来,中国驻苏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着。1977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60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了纪念活动。可以肯定,这是自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

  然而,同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指出:“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航向。他们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推行霸权主义,把苏联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变成当代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变成新的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

  (1977年~1978年)

  1977年至1978年,“三个世界”的理论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对整个世界是这样分析的:

  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各国。这一理论与把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法完全不同。中国的这种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导致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决裂(见第十三章)。根据中国的资料记载,这一理论是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中阐述的。

  1974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公开化。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以后的两年里,中共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斗争上,因而很少宣传这一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与中国的稳健派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出:“四人帮”曾疯狂地反对这一理论。此外,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这一理论突出地出现在党的宣传刊物上。1977年夏,中共突出地宣传了这一理论。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1978年1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成了中国稳健派领导集团的对外政策具有的主要特色的东西。这种外交政策:(1)确认了中国最重要的斗争矛头是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也是稳健派的观点。(2)为中国寻求与反对苏联的世界势力结成同盟进行辩护,这也包括为中国同美国、西欧不断增长的密切关系作辩护。(3)让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中树立一个明显的独立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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