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71)

七一

　　§30万人“批斗”王光美

　　1967年4月9日的午饭，平平带给全家一个坏消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一听，震怒了，推开饭碗，激动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批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王光美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刘少奇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

　　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仅是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同志多么坦荡、磊落的胸怀啊！

　　他想到了死，长出一口气，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和下来，亲切地望着环坐在桌前的妻子、儿女，缓缓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

　　4月10日，清华园果然举行了30万人批斗会，是什么力量让王光美能经受住那辱侮人格的凌辱？或许正是丈夫身上的那份坚毅、那份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的信念吧。

　　那天，天还没有亮，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海内刘少奇、王光美的家。载着王光美的小轿车不到清晨6时又离开中南海，直奔清华园。王光美被押进清华大学主楼七层一间屋子里，里面是早已坐满的“红卫兵”。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周折，在“红卫兵”发出的一片语录声中和王光美相形之下微弱的争辩声中，王光美被迫穿上了从她家中抄来的丝袜和高跟鞋，套上了显然是瘦得不能穿的访问印尼时穿的旗袍，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

　　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从北京各处闻讯赶来参加大会的人哗然了，大家争相挤看王光美。把看清一下王光美作为好奇心的最大满足。大会实际上是在群众不断移动着以“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结”中进行着。口号声、打倒声、语录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音响。尽管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小将们还是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她义正词严地驳斥：“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永远不反。”……

　　当晚，孩子们把批斗的情景如实地告诉了刘少奇，当说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也同时挨斗、还有300人陪斗时，刘少奇双眉紧蹙，一句话也没说，一口晚饭也没吃。

　　§“大毒箭”

　　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在这时，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了过来，借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动起全国性批斗“叛徒”的运动，把刘少奇逼上绝路。

　　“文化大革命”初起，刘少奇曾蹲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学生组织“八一战斗团”，为揪刘少奇，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并得到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一时间，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叫。

　　7月4日，刘少奇接到通知：中央的意见，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此刻的刘少奇正处于耳闻目睹党被摧毁、国家受难而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的时候，早已是心力交瘁，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由王光美代写，送上去了，又要回来，刘少奇加了一句：“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主持中央工作的。”于是什么《认罪书》（即检查）是“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是一支射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射向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毒箭”等莫须有的罪名，一古脑儿地加到了刘少奇身上。

　　林彪、江青一伙的魔爪伸得越来越近了，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也突然被诬陷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造成很大压力，更不敢与他接近了。

　　江青早就打算把刘少奇直接交给“造反派”批斗，她曾鼓动中南海的“造反”干将们给当时的中办负责人写信，要求“面对面”批斗刘少奇。中办负责人请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说：“不要这样搞。”如今，毛泽东外出，江青、康生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难了。在一次碰头会上，康生煞有其事地说：“现在需要面对面地向刘、王提一些问题了！”江青随声附和，当即让刚被委任为代理中办主任的戚本禹布置在中南海召开大规模的群众批斗大会（在此之前，对刘的批斗还多是小型的，有人身保障的），她这时正愁诬陷刘少奇的证据不足，便灵机一动，说道：“开会时，让专案组也去，抄刘少奇的家，特别是日记、文件，统统给我清出来！”

　　戚本禹问，要是批斗会开完了，家还没抄完，怎么办？江青冷笑一声说，抄不完就不散会，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戚本禹接令在手，立即连续召集各个“造反”组织头头开会：“这回一定要搞个天翻地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7月15日，一份标有“刘少奇批斗大会”字样的文件，递到了自称“小小老百姓”，而实际上却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案前。他毫不迟疑地提起那支曾炮制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类罪恶文字的红钢笔，刷刷两下，圈阅同意。刚要扣上笔帽，却眉头一皱，又一个鬼点子冒出来，他把“刘少奇”三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后边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真是秃笔似刀，杀人不见血，几字之易，就使两天后挨斗的人数扩大了五倍！

　　这天大清晨，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到中南海职工食堂去吃饭，偶然发现了饭桌旁吊着的一张通知：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天要召开揪斗刘少奇等人的大会。孩子们立即跑回家去，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了爸爸。

　　刘少奇听罢十分镇静，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中午，他把几个孩子叫到跟前，郑重地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两份文件—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接触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份文件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去年10月份检查的批语全文；另一份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在这最后的关头，他不能给孩子们留下也许是终生都无法澄清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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