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70)

七〇

　　于是她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被逼写下了四点保证。

　　整整一夜刘少奇和孩子都在家中等待着她的归来。直至凌晨前，在总理的干预下，王光美才被护送了回来，刘少奇见到她，只说了一句话：“平平、亭亭哭了。”江青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利用家人、父母、儿女间的亲情，来摧残刘少奇和王光美。

　　这虽是一场虚惊，但想来却叫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面对着青年学生的骄狂气焰，刘少奇一家犹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的几项请求

　　1967年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悄然无声地驶到人民大会堂前停住了。刘少奇从车上走下来，快步迈进了那熟悉的大门—他是被接来同毛泽东谈话的。

　　一见面，毛泽东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点了吗？”

　　刘少奇苦笑了一下说：“根本没那回事，是个骗局！”

　　两个老战友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见面，双方都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们避开了“工作”这个过去最平常，而今却最微妙的话题。刘少奇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思考的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负，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的这段话是不是违心之言，我们无法判明了。但是，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他在《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过的一段话：“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在吸着烟。过了一会儿才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18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他到门口，轻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会见，是极端秘密的，但似乎也给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以一种美好的错觉梦幻。然而，没安稳两天，中南海内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再次冲进刘家，让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又一批新的“大字报”糊满了院墙……

　　1月16日午夜之后，桌上的电话铃清脆地响了起来。王光美接过话筒，立即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光美吗？要经得起考验啊！”

　　在那雪压冬云的时刻，这亲切的话语，包涵着多大的信任和同情！王光美按捺着起伏的心潮，只轻声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谁知，这竟是最后一个打到这里的电话。两天以后，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不容搭话，便把电话线扯断了。从此，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从此，刘家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强权和抗暴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刘少奇或许并不知道，就在20多天以后，在中国的神经中枢里，爆发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的第一场抗击邪恶捍卫正义的伟大斗争，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一批开国元勋挺身而出，同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月抗争”。这场斗争是对他在道义上的强有力的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正义力量同黑暗势力的一场殊死搏斗。但是，当时这场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当这场抗争被扼杀之后，那群沐猴而冠的小丑得意忘形，气焰更加嚣张，漫长的所谓“红色恐怖”的可怕历史，进一步展开了。

　　4月的一天，一辆小车驶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这里“隔离”着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两个专案人员是奉命来找他套取“证言”的，如今，“左派”大顾问要把刘少奇扫成“叛徒”，倘若搞到安子文这个干了27年的组织工作的“要害人物”的一句证言，那“威力”可非同小可。

　　来人找到安子文，对他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钩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

　　安子文，这个30年代曾在北平草岚子军人监狱同反动派进行过英勇斗争的老布尔什维克，凭着敏锐的分辨力，一眼看穿了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他问道：“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

　　“是！”

　　“请告诉你们的首长，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有过任何叛变行为！”安子文以一种组织工作者特有的准确而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绝道。

　　专案人员没想到会碰这样的硬钉子，他们软中带硬地说：“你可要看清现在的形势，好好想想吧！”

　　安子文却平静地说：“我还想什么呢？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也不想见康生！”

　　两人又磨了半天，一无所获，恨恨而去。这是康生对安子文的第一次失败的“劝降”，也是正义的力量同邪恶势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开抗争的开始！

　　对刘少奇的迫害正一级一级地升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康生第一个把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了出来。他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批这批党员。虽然有许多知情人提供了证据，证明这批党员的清白。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红卫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7年3月16日，窃居当时“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权，自认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而作为此事件的最高具体负责人——刘少奇，自然就成了“叛徒头子”。

　　在当时，对刘少奇的任何一点升级，又必然牵连上王光美。这或许是中国封建传统中“株连”的延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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