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63)

六三

　　到八届十中全会时，量变过程中断了，质变发生了。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是调整深入及某些改革因素出现的产物，是毛泽东与中央领导核心中多数同志分歧的结果，是当时国内一些重大事件的反映。就升级的原因看，它比1957年和1959年更为深刻、广泛。就其程度来讲，十中全会明确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在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从1957年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起，中经庐山会议，直到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及其理论提出并逐步确立的过程。十中会全这次升级，不仅在于它干扰以至中断了在一些领域里初见成效的调整或改革，以及它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最重要的是，在于它形成了一个可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能够迅速发展的结构。

　　这种结构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产物，而是在指导思想上违背了这种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正常发展受到某种干扰的结果。这种结构除自身内部的相互作用外，又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发生着复杂的联系和作用，正如人体被疾病侵袭时的相互作用一样。

　　§大抓“阶级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仍然以主要精力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从1963年起到1966年上半年，在部分城市开展了“五反”和社教运动。1966年初发布的《二十三条》，把二者统称为“四清”。从根本说，“五反”、“四清”等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除“单干风”等外，大部分仍然是大跃进以来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如干部作风，管理混乱，以及困难时期激化起来的一些阶级斗争。

　　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后，各地开始大抓阶段斗争，用阶级斗争观点教育干部。在逐层放大机制作用下，一批夸张的材料很快由各地报到了中央，例如，1963年初，某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干部中问题严重的比例越到下面越大，而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消声匿迹，等等。

　　诸如此类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亲自为这些材料写了批语。他认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

　　在中央的要求和地方的报告互相激发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加速发展的特点很快便明显地表现出来。1963年5月中央制订的《前十条》和1963年9月制订的《后十条》中，直到1964年下半年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和运动的性质作出了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估计和规定。从认定“这一场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前十条）”到明确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后十条修正草案），运动的重点，斗争的主要矛头所向，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发展到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从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到抛开基层组织和干部，由工作队领导运动进行夺权，如此等等。

　　运动按其内在规律发展着，它越深入，发现敌人就越多，出现的敌情越严重，上面对形势估计得越严重，下面的运动和报告所反映的情况越激烈。

　　1963年9月，毛泽东根据各地报来的材料断言，在城市和农村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底，某省则进一步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已经不止三分之一。这个说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像自由落体一样加速地发展着。到1966年时，它终于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难以跟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左”的错误，因而矛盾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它已经紧张敏感到很难容得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在常理看来很正常的分歧都将被“无限上纲”，它快节奏的发展使它已不习惯于停顿，哪怕是片刻松弛都会使它不安，它为自己造成的动乱振奋，仿佛只有在动乱中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它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渐习惯于不加思考地服从，盲目地接受一次又一次扩大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它使整个民族越来越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各种事物，使人们日甚一日地相信复辟势力的庞大和逼近。与此同时，它还造就出这样一种人：他们从这种紧张的政治运动中得到了在正常发展中所得不到的巨大利益，他们以整人为天职，以制造动乱为己任，渴望着在更大的动乱中，在更残酷的迫害中摄取更多的利益，他们是这种不正常的紧张空气、动乱局面中的“骄子”，在最革命的口号中一天天堕落下去，走向反面。“文化大革命”中种种悲剧，多出于这些人之手。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总之，“左”的错误已经难以约束，按照自身的规律，像一列制动器失灵的列车那样向前狂奔。

　　§“左”与“右”

　　在“左”的错误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党内外一种对“左”的错误的怀疑、不满以至程度不同的抵制，也在逐渐发展，并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反映出来。虽然这些思想远非系统、自觉、明确和集中，对它们很难简单地用“是”与“否”来评判，但它们已包含着将来发展成为彻底否定“左”的错误的深厚力量的萌芽。而且，就是这种萌芽，当时也对“左”的错误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例如：社教运动中的“右倾”，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对江青的冷落；1965年刘少奇对“走资派”提法所表示的异议；196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文化知识界中“左”的错误的尖锐批评；1965年11月北京市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抵制；1966年“二月提纲”对“左派军阀”的严厉批评；直至《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如此等等，没有这方面力量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产生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左”的错误不能顺利发展时，为了排除它所遇到的阻力而发动起来的。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不仅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符咒召唤出来的越来越多的“阶级敌人”而震惊和紧张，也为中央领导层内部日益明显的分歧而焦虑。一种危机感使得他更难以听进不同意见，他已经敏感到把许多并不严重的分歧看作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看作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所作所为，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随之日益增加。

　　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除林彪外，都先后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危机感产生了一种孤独感。毛泽东所以这样倚重从前并未重用的江青、康生等人，所以允许、支持了林彪、江青等人煽动起来的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去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分歧，这种心境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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