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62)

六二

　　※第九章　“炮打司令部”

　　——粉碎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始末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于是毛泽东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炮打司令部”，以打倒并不存在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把这定为中共历史上第九次路线斗争。

　　§严峻的形势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毛泽东在“运动”初期曾几次谈到。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4年。

　　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这段历史来说，是错误的。但是，对于他个人的认识，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来说，却是真实的。

　　1960年至1962年，毛泽东所看到的，是一个形势严峻、但又逐渐好转的局面。

　　1958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和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经过1961年的调整，困难有所缓解，形势却仍然严峻。

　　由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及经济体制和领导体制等方面的弊病，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干部作风严重问题一再泛滥，破坏了干群、党群关系，加重了农村管理体制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困难，从1958年底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开始领导全党纠正这些错误，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认识和方法上的局限性，问题并没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这些运动却逐渐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动力。

　　这时，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妄图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

　　在国际上，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公然支持印度。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敌视封锁。

　　§中央领导层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在1962年左右所看到的最主要的，对他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从1960年底开始，到1962年已取得相当进展的调整，以及围绕着调整在中央领导层中产生的深刻的分歧。

　　大跃进进行两年多以后，主要不是出于认识上的提高和理论上的自觉，而是由于实在难以为继的困难，实际上被迫停止了。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为中心的调整。调整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虽然整个调整都是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实质上，它在许多方面是对1958年以来各种“左”的错误部分的、程度不等的否定。例如：大幅度削减指标是对总路线灵魂“高速度”的否定，最终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否定，甄别平反是对1958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否定，调整文艺、科技和知识分子政策，重申“双百方针”是对大跃进以来这些领域中“左”的错误的否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调整虽然是从压缩指标、缩小建设规模开始，但它不久就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这个狭小范围，开始逐渐接触到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改革（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

　　显然，这些努力已不仅仅限于对1958年以来错误的纠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涉及到对来自苏联的僵化模式的改革。尽管由于1957年以后的一些错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离开了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主流，但不久，我们却又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调整重新跻身于这个伟大的行列。虽然这些改革仅仅是初步的，没有充分理论准备，带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有的甚至不久就被否定，但它毕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正是调整的这种全面性、深刻性，注定了它将引出一场更为深刻的冲突。这就是：具体政策的纠正和仍然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之间的矛盾，已经走在前面的实践和依然困难重重、踌躇蹒跚、步履艰难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实践中已逐渐昭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与直到当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触动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矛盾，如此等等。

　　深入发展的调整，调整中所发生的矛盾，以及围绕着这些矛盾在中央领导核心中所发生的发歧，这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所看到的主要问题和“右倾”。这些问题在当时国内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们难以预料的“合力”，即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使上边受到压力。他又把“单干风”与“黑暗风”联系起来，说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单干。毛泽东从对“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有时是相当激烈的，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等。这些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以及全会的公报中。

　　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反右倾，以及1960年至1961年间的“整风整社”等运动中扩大化错误，产生和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这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扩大化升级的直接理论来源和实践依据。

　　与1957年、1959年两次阶段斗争的严重失误相比，这一次升级，不论是在原因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有一些不同之处。

　　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原因在于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及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一些严重事件。但是，这里所讲的主要矛盾，是限于“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这样一个特定阶段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不仅违反在此之前的八大决议，也有悖于在此之后的大跃进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脱节、矛盾现象，反映了理论自身的薄弱，以及理论提出者态度上的轻率和思想上的矛盾。

　　1959年庐山会议上，阶级斗争被扩大到党内。这次党内分歧，已经涉及到对大跃进，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等较深层次问题的认识。但这次分歧的深刻性、全面性及尖锐性，显然不能与调整时期的分歧相比。而且，毛泽东此时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也与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论述不相协调，会后不久，就又全力以赴地继续大跃进了。1960年3月中央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到会议的13个议题和1960年要在全国开展的“五大运动”时，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中，也还是不成熟、不稳定、不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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