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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初露才华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兼窿内主任。8月16日,俱乐部改选,刘少奇当选为总主任,全面负责安源工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决策作用日渐突出。他井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工作,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1923年9月,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胜利一周年庆祝活动,刘少奇发表题为《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讲,提出了安源工人今后的任务。他说:“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刘少奇认为,后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前一项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他指出: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进行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自大罢工胜利后,有更多的安源工人加入俱乐部,部员很快发展到1.2万多人。当时全国矿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共有2.6万多人,其中安源工会会员就占了近一半。刘少奇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为此,他主持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规定:俱乐部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即部员每10人(或10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再由10个(或10个以下)十人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之。由各处总代表组成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由各百代表组织的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总主任、路局主任、窿外主任和窿内主任,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对外为俱乐部全权代表。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作为俱乐部的办事机构。“总章”施行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按照“民主的集权制”原则,把工人群众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自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搞秘密活动。在阴霾密布的白色恐怖的大气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却搞得有声有色,以雄伟的姿态巍然独存,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俱乐部打破包工制,为工人群众谋得了一大福利。过去,安源煤矿实行包工制,窿内煤工、炼焦工等由矿局包与工头,工资以银元数计,而工头发给工人工资时则以铜元数计。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超过工人工资好几倍。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废除了包工制,实行合作制,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都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10元起至30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帐内开支,所有红利工头占15%,管班占5%,其余80%由工人平分。这样,实行了20多年的包工制破天荒地被完全打破了。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不少的文化福利事业。设立工人学校7所,对工人“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友们得到必需知识,促进改革社会的精神”,经常参加学习的工人子弟学生有700多人,工人补习学生有600多人。还有工人读书处5处,工人图书馆1所。建筑大讲演厅1所,能坐听2000人,购买房产3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活动。组织青年部,作为掌管青年工人教育的机构。还有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并办有消费合作社2所,资本2万元。这样,安源的工人做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参加各种游艺活动。子弟读书不要钱,社会秩序有纠察团维持,不受军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青年部进行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合作社,不致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继续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如举行“二七”纪念、“五一”纪念、罢工胜利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集会或示威游行。每次集会及游行,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整齐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取得罢工胜利的安源工人还大力支援各地的工人斗争。如从经济上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2000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水灾难民1000多元。安源工人俱乐部并联络汉阳钢铁厂、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12月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后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举”,为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大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党团组织也有了发展。到1923年底,共产党员由罢工前的10多人发展到60人左右。1925年5月,安源有党支部15个,党员增加到3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B3。1925年,安源的团支部发展到36个,团员有400多人。

  为了培训党员,1923年冬,安源办起了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校址设在三十间房子(地名)。1924年冬,党团校合办,设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招收工人党团员,高级班主要培训学生党团员。学员结业后,有的被送去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多数被派往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安源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地位大大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一些职员、工头则借机制造事端,对工作故意不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使产量下降,然后煽动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将生产减低的责任推给俱乐部。路矿当局则借此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勾结向工人进攻,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的长远利益,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防止资本家的进攻;同时,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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