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29)

二九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和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意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战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甚至到7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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