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28)

二八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

　　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战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项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出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20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他也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指出大方向，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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