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18)

一八

　　1925年6月，为配合北方革命形势发展，李大钊派吉雅泰等蒙古族党员回内蒙开展工作。并派干部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包头成立中共工作委员会。1925年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张家口地委，兼管热、察、绥特别区党的工作，为了团结内蒙各阶层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共决定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内蒙古人民党，李大钊对组织“内人党”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要求内蒙古族党员参加这个组织，促进了内蒙古革命的发展。

　　1925年10月，北方区委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李大钊、赵世炎主持大会，李大钊作了报告，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意义，大会选举李大钊为该同盟书记。同盟是党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之后，内蒙古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首都武装暴动失败

　　1925年11月23日，奉系军阀内部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势力大受削弱。北京、天津及直隶等地区都掌握在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手中。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这些为党领导更大规模的斗争创造了条件。李大钊及北方区委决定利用此有利时机，在北京发起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可以利用冯、段之间矛盾，在张旅配合下，推翻段祺瑞政府，李大钊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由赵世炎任总指挥，领导这次起义。按起义布置，将于11月28日开始行动，分别夺取政府重要机构，使段政府陷入瘫痪，迫段下台，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北京临时国民政府和临时政府委员会。首都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给段祺瑞政府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我党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北方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密切勾结起来，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

　　帝国主义的挑衅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怒，3月17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以强硬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但遭段政府武力驱散。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0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通过了反对8国通牒，驱逐8国公使等提案。会后，组织了两千人的代表团，赴段政府请愿。

　　李大钊在出席北方区委会议之后，也赶来参加请愿队伍，并亲自打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当游行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时，反动军阀政府下令向群众开枪，并用大刀砍，当时打死群众47人，伤2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当即组织群众撤退，自己也负了伤，当晚，李大钊召开了北京党、团会议，提出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并组织慰问伤员，抚恤、追悼死难者。

　　“三·一八”惨案是北方大革命风暴的高潮，也是一个转折点，反动军阀已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坚守阵地，临危不惧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同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4月26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志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以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同志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同志离开北京。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李大钊同志的安全担心，多次劝说他离开，但李大钊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谭祖尧同志。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同志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谭祖尧同志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落入虎口，面无惧色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更加仇视李大钊，欲拔去这颗“眼中钉”而后快。

　　1927年4月27日，奉系军阀终于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的手，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并进行大逮捕。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很温和，李夫人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声和纷乱的喊声。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走出院子，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不多久，宪兵、警察、便衣蜂拥而入，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祖尧、范鸿劼、杨景山等人。夫人赵纫兰及两个女儿也同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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