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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利用国民党旗帜进行大量工作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北方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年12月,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领导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包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内蒙等省的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由李大钊总负责。同时,李大钊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身二任,担负起北方国共合作的重任。他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领导国民党各地基层组织,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进行了大量工作。

  北京政变后,北方局势很复杂。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于革命;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奉系张作霖的势力也伸进了北京。李大钊同北方区委正确分析了形势,决定采取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

  李大钊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通过派人和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也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宣传和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

  李大钊也亲自劝说冯玉祥同意在军队中建立政治俱乐部,对国民军进行政治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梁等人负责。同时,李大钊还派出许多同志直接到国民军中去,深入中下层官兵进行活动,后来,在国民军中不有少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和其他重要职务,我党在国民军中还直接掌握了几支武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对工农运动也持开明态度。

  §李大钊促使冯玉祥改变下野主意

  1924年11月,冯玉祥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对冯玉祥下野后的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冯在此时下野会使形势急转直下,对国民革命是不利的;冯部也会因冯玉祥的引退,失去中心支柱而被分化瓦解;同时看到,西北地区远离海口,段张势力鞭长莫及,大有活动余地,同时西北背靠苏联,可争取苏联援助。于是,党和李大钊又一次向冯玉祥伸出了援助之手。1925年1月,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同冯玉祥进行了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冯玉祥上任后,李大钊为了进一步建立冯玉祥国民军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促进苏联援冯,多次亲自奔波往返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频繁活动,终于促成了苏联援冯这一计划。在苏联援冯这件事上,苏联方面着重考虑了党和李大钊对国民军的影响。《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写道:“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的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统战政策影响。”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于12月来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孙中山。在赴京途中,孙中山提出召开会议,以谋求中国统一与建设。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的支持。我党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李大钊领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联合其他进步团体,成立了国民会议并召开了促成会,会议着重揭露反动军阀“善后会议”的实质。李大钊在会上进行了多次讲演,他还几次主持北方区委会议。听取大会汇报,对同“善后会议”的斗争策略及防止国民党右派破坏作了许多指示,在李大钊及北方区委领导下,大会开得很成功,扩大了革命影响,打击了军阀的气焰。

  大会召开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北方区委组织了隆重的追悼活动。李大钊对孙中山的去世异常悲恸,他是孙中山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将孙中山灵柩由医院抬送至中央公园社稷坛。

  孙中山出殡的那天,有十万多人送丧,形成了反对军阀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送丧的队伍经过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砸烂了设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破坏统一战线。在李大钊领导下,北方统一战线的内部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宣布开除李大钊等人国民党党籍,并另设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争夺领导权。李大钊等人随即揭露了右派的阴谋,指出它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实质。

  §出色地领导工农反帝运动

  北方区委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工人运动。在国民军支持下,“二七”惨案中被捕的许多工人领袖被释放,京汉、正太、京绥、京奉、陇海、胶济等铁路工会相继恢复。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它标志着北方工人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革命低潮后,又开始恢复,发展起来。

  1925年5月,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上海人民举行了反帝大示威,英帝国主义公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举国愤怒,上海、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李大钊立即着手领导北方区委组织群众掀起了反帝运动。6月3日至25日,北方区委组织了三次游行示威,人数分别为5万,20万,30万。四郊的农民也赶来参加,这几次运动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大钊还派赵世炎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反帝群众运动。

  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文,列举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号召全民觉醒,提出“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

  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迅速高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骗局来平息中国人民反帝浪潮。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同英、美、法等国举行特别关税会议,讨论关税问题。这一骗局遭到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了关税自主运动,李大钊同北方区委对关税会议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它根本不可能达到关税自主的目的。只有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实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后,才能实现关税自主。北方区委先后组织了几次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李大钊还很重视农民运动。他曾选派青年去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批学员学成回来后,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他指出在中国,农民特别是贫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还指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提出“耕地农有”的主张。李大钊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李大钊还很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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