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29)_斯蒂芬·史密斯

二九

　　然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房间成了我吸毒岛上的第一个监狱。这是一间很舒服的囚室，有厚厚的黑色地毯，四壁是高大的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一万多本书，倒不是我读了很多，而是收集书使我感觉良好。由于我对藏匿东西着了迷，我在许多大厚书的中间切出一个方洞，创造出秘密的藏匿处所。在书架的一层上我放藏毒品的书，在另一层上放藏钱的书。但我常常吸毒吸得云天雾罩的，忘记了哪些书里藏的是什么，要找的时候就把几十本书抽出来放到地板上。

　　书房里还有一张白色的书桌和两把黑皮椅子，那是爸爸和特莎宝宝的椅子。除此之外，惟一的家具就是两个有锁的档案柜了，一个放我的毒品，另一个放特莎的画。我在一间小房间里建造自己虚假的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事件不闻不问，如哈罗德·威尔逊在三月份的选举中获胜啦，等等。只要我有了兴奋剂，不论哪个政府上台，世界都是美好的。尽管我和另外五个人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她们却仿佛并不存在似的。我在吸毒后飘飘然的幻觉中过着自己的日子。

　　由于我永远处于兴奋剂的作用之下，便开始发展起一种幻觉，整个世界都在服用快乐药丸。政治家、法官、警察，所有的人都在一片和谐中快乐地唱歌。将不再会有战争或饥饿，大家都像风筝那样飘飘然，世界将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并不是什么愚蠢的梦想，我确实认为是天意让我会使人类养成每天服用安非他明的习惯。要开始这项工作，从自己住的这条街开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我怎样才能使大家都服用毒品呢？我总不能去敲每一家的门，说：“喝一杯这种可乐吧！这儿不是哈利威克精神病院。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办法。”

　　一天早上，看着送奶工送奶时我找到了答案。我可以把安非他明和在他的牛奶里。但我意识到不可能买通他来做这件事，我必须把和好毒品的牛奶放在自己的奶箱里，然后把他支走一会儿，把我的奶和他的调换一下。于是我给牛奶店打电话，他们送了十篇奶到我的车库里，我在那儿仔细拿掉了瓶盖。和进了液体安非他明。我在吸毒后晕晕乎乎的状态下干了一整夜才完成任务，但是凌晨时分我搞得一塌糊涂，牛奶洒得满地。我的大量的安非他明牛奶混合饮料出了毛病，最后我误服了安眠药，睡得人事不知。花匠发现我睡着在草坪上，但喝了两瓶我自制的特殊牛奶后，我很快就恢复了。遗憾的是，那时邻居们都已经和平时一样，吃完天天吃腻了的玉米片离家上班去了，而引导他们进入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努力也被正式取消了。

　　上述事件后我开始出去疯狂购物，在麻醉剂的影响之下我完全无法控制这种冲动。服用安非他明后你没完没了地说话，而在商店里我保证能得到全神贯注的接待。没有哪个店主会叫你滚蛋，上别处去花钱。我停下买东西简直不可能。并不是我需要的东西，买什么都行。鞋子、钢笔、水果、颜料、熟肉，什么都行，我发疯似的进这家店出那家店，不停地买呀说呀，提着雨伞。木制品、毯子、蔬菜、钻头、书籍、衣服，沿着高贷一家家走下来，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当东西多得根本没法拿时，我就让一个友好的店主给我把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存放在他那儿，但往往会忘记自己存在了什么地方。

　　有一天，我在买一盒香烟的时候，人家给了我五个装满了新买的东西的袋子。我根本不记得买过这些东西。又一天，我走进一家殡仪馆，说：“嘿，现在还没有人死，但是我需要安排自己的葬礼。”花钱买下了他们现有的最昂贵的棺材。现在回顾起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我是这样孤独，需要和不管什么人说说话，不管什么事情，甚至说说自己的死亡。一天下午在理发店里，人家用怪异的眼光看我，等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对我说他那天上午已经给我理过发了。“我只不过要在头顶上再剪那么两下！我还会付钱的。”我答道，觉得自己干了什傻事。剪了两下以后我付了钱，那高兴异常的理发师大声对我说：“随时欢迎再来。今天我们一直升到六点钟！”

　　英国和德国进行世界杯决赛的那天，我到文布利去看那场足球比赛，但是我把一种强力的合成致幻药麦角酸二乙胺和安非他明混合使用，结果达称得以为英国2：4踢输了。在我们离开体育场对，我不断安慰英国球迷们，说：“别难过。比赛踢得不错。”他们都怪模怪样地看着我。直到后来在一家酒吧里，我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时才发现杰夫·赫斯特是我们这边的。

　　在后来的一两年里，生活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我生活在一片紫红色的雾据之中。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仲夏时节。甲壳虫乐队正在反思，他们的总管布赖恩·爱泼斯坦刚刚去世。在“爱情与和平”运动的浪潮下，我自己的友好亲善时代开始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熟睡后，我接到了上帝本人打来的终极电话，不是从电话机上接到的，而是直通我被毒品麻醉得糊里糊涂的大脑的热线。起初有很多杂音，于是我吞下了更多的药丸好听得清楚一点。毒品开始生效时电话重新接通了。上帝在电话的那一头。“哎呀，上帝你好，”我说，“你怎么样？这简直太荣幸了。”“别说话，”上帝极其权威地说道，“仔细听着，像罗宾汉那样向穷人施舍。在你抢提包的日子里，你从来没有施舍过一分钱，因此你被逮住了。把钱财施舍给穷人，我将使你不再遇到麻烦。你有的只会是好运，我的孩子！”他说了“我的孩子”吗？

　　我惊得目瞪口呆。是的，他说了。他在告诉我我是耶稣！现在卡米拉和邻居们可能会看到我身上的优点了，至少她的神甫会尊敬我了。我跪在地上，接受了指令，要作出最大的牺牲来证明我对（圣经）里那伙人的忠诚。我不像亚伯拉罕有儿子，那就得是我的女儿了。我走进特莎的卧室。她睡得很熟。我吻了吻她的头，然后闭上眼睛，站在她面前，把汽车钥匙放在了她身边，宣告说：“我将走到穷人那里去！”“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拿着装满现金的大口袋离家时，听见上帝用伦敦东部的口音这样说道。两条街以外，我正走过一个电话亭时上帝又说话了：“不用走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坐出租车吧！”我宽下心来，因为即便是对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走到尤斯顿也是够远的。

　　二十分钟后出租车在尤斯顿火车站停了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月台布道”。在圣洁的毒品的过度驱使下我开始寻找穷人。尤斯顿周围地区通常总是有许多流浪者，街边的每一条长凳上都有人躺在那里。太妙了！我审视着我的羊群，心里在想。我的第一个受益者是一个很老的波兰老头和他六十岁的女儿。他身体虚弱，佝偻着腰，白头发很长。那女人个子很小，穿一件男人的大衣，长得在她身后拖着。这贫困、衰老的父女俩已经流落街头很多年了，睡在商店的门道里，吃的是我们这个关心人的社会扔在垃圾箱里的剩饭剩菜。

　　这两个波兰移民并不是酒鬼，只是两个孤独衰弱的老人。在天国的药丸的支持下我开始了自己的使命。“上帝派我来给你们食物，跟我来。”我说着把他们带向一家早开的小餐馆。他们在后面走得很慢，那个小老太太不断绊在过长的大衣上。这样蜗牛般的速度怎么行呢，我于是抱起她扛在肩膀上进了餐馆。这把他们俩吓坏了，但有不要钱的食物，他们便勇敢地坚持和这个吸毒吸得晕乎乎的恩人在一起。在排队等候服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早起的工人中显得很特别，但在他们吃着两个鸡蛋、两根香肠的大份量早餐时，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这些工人之中上演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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