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纪实·历史纪录 > 死去活来-我与世界级企业巨头的对话 | 上页 下页 |
| 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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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1998年5月于北京、上海 葛鲁夫 让英特尔野心勃发 1998年5月4日晚，一位个头不高、微微驼背的犹太老人，在北京国际机场的专机上走下来，开始其第三次中国之行，这就是指挥6万“大军”在全球一路合唱“Intel in side”（英特尔在此）的英特尔董事长葛鲁夫先生。 然而，此次中国之行，葛鲁夫的名气已远非昔比。因为在葛鲁夫先生花甲之年，《时代周刊》为其送上了一份儿绝好的礼物，即将其选为“1997年风云人物”。（这是《时代周刊》第一次把信息产业（IT业）领域的企业家作为“风云人物”——作者注） 但值得关注的是《时代周刊》之所以馈其殊荣并不仅仅因为葛鲁夫在其执鞭英特尔最高管理者——首席执行官（CEO）11年中，挥舞着智慧魔棒让英特尔的收入从1987年的19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251亿美元（增长了13倍），也不仅仅因为英特尔是一家在全球微处理器领域里占据高达85％的市场份额的企业，也不仅在于英特尔每年返还给投资者的回报率平均在44％以上。更重要的在于英特尔的主打产品微处理器是信息产业王国里的技术核心，它的发展牵引着所有信息产业王国里各个角落都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推动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因此尽管他陆续辞去英特尔总裁、首席执行官（CEO）之职，尽管英特尔在1998第一季度销售业绩大幅下滑，尽管此次来华是其第三次中国之行，但葛鲁夫却像是一位红得发紫的明星，引起中国各媒体的一片躁动，要求专访的媒体电话不断打到英特尔中国公司的办公室。 我不能控制公司的命运 葛鲁夫为英特尔公司在计算机业界树立起领袖的威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威望在计算机业界也已达到了顶点。然而葛鲁夫并不认为自己有着无边的力量，他在自己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上压了一个字条：“惟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葛鲁夫对英特尔未来的发展最担心什么？葛鲁夫说：“对这个问题永无答案”，“我对竞争问题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不一样，因为有竞争，所以我不能控制公司的命运。我们面临着巨大压力，我们的技术质量是否最好？产品性能是否最好？我们的产品是否最好？一旦不能达到最好，我们就会失去对我们命运的控制。” 虽然葛鲁夫不是英特尔公司的直接创始人，英特尔的直接创始人实际上是诺伊斯和摩尔，但葛鲁夫是参与这家公司创建的为数不多的几名英特尔雇员之一，当时他是英特尔研究和开发部门的总监。1976年，葛鲁夫成为英特尔首席运营官（COO），成为英特尔高层管理中心人物，负责英特尔日常管理和运作。1987年接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80年代中期，葛鲁夫把英特尔从存储器泥潭中拽出来，进入微处理器领域，这样的转变被葛鲁夫本人称之为“战略转折点”。到了1992年，英特尔在微处理器方面的巨大成功使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甚至超过了当年曾在存储器业务上打败过英特尔的日本公司。“穿越战略转折点为我们设下的死亡之谷，是一个企业组织必须历经的最大磨难。”（葛鲁夫语） 1990年左右，葛鲁夫开始推动英特尔从计算机业制造商的角色变为该行业的领导者角色。“Intel in side”这样的市场宣扬表明英特尔对自己的强大自信。葛鲁夫不仅在微处理器领域里推动着英特尔遥遥走在世界之先，他还推动着这个世界对他的微处理器保持着永远不断的需求，比如对PCI总线的推出、对生产主板的推出、对网卡的推出、对数字成像的投资、对系统集成的投资、对众多小公司的投资等都大大刺激了对运算能力的市场需求。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葛鲁夫非常有名的一句格言，也是他写的一本书的名字，他说：“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于，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后一无所有。我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虽然出头鸟必有遭枪打的危险，但葛鲁夫也绝不想充当追随者，因为他认为追随者没有前途，“在雾中驾驶时，跟着前面的车的尾灯灯光行路会容易很多。‘尾灯’战略的危险在于，一旦赶上并超过了前面的车，就没有尾灯可以导航，失去了找到新方向的信心与能力。” 我不能活到120岁 或许是参透了公司命运规律之缘故，或许是参透了个人与公司命运之关系，葛鲁夫在个人与公司之间，永远把公司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比如葛鲁夫辞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之位这对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因为英特尔业绩还在如日中天，虽然葛鲁夫患了癌症，但几天的中国之行，人们丝毫也感觉不到他的精力已“退潮”，按照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在这种情况下退位，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当我问这件事情时，他说：“我1987年做首席执行官时，我就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只做5年的首席执行官。但当时没有人相信我，而事实上别人不相信我是对的。再过一些日子，英特尔公司已有30年历史了，在这30年历史中英特尔一共有三任首席执行官，而我的任期比他们的平均任期都要长。90年代我花很多时间在寻找培养接替我的人，贝瑞特博士在六七年以前接触了公司的管理工作，一年以前他已是总裁。英特尔雄心勃勃，有很大的扩张性，如果我要等英特尔公司成为一个特别的、不同一般的大明星的地步，那么我可能要等到120岁。” “我做英特尔的首席行政官已有11年，相当于公司历史的三分之一多，其中很多时间用在为贝瑞特接替我做首席行政官做准备上。我认为任何管理者的部分关键工作是为继任者铺路，我相信为继任者铺路的最好方式是平稳过渡，即当铺路者仍然工作，仍然能对其继任者起推动作用。” “另外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做大公司的首席行政官会面临一些条条框框和要求，它使你失去寻求新发展前景、新市场、新领域。新思想的灵活性和自由，我希望给自己更多机会能更自由地选择做什么，并使自己依然遵循公司运作中严格的规章制度。” “我现在工作的性质变了，但工作量没有改变，我现在可以选择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而做首席执行官时，就不行。” 葛鲁夫认为人生中最大的奢侈就是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准确地说，我不是亿万富翁，那都是人们的夸大，但对这点，我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为英特尔工作，过得很舒服，我并不打算都花掉那些钱，我的原则是够用就行。我认为最大的奢侈就是能够做你最想做之事，同时不用为钱发愁。我很高兴我享有这份奢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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