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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陈定模回来了,集资建城的农民见他没被抓走,长舒口气,心里悬了多日的石头总算落地。他没被抓进去,投进去的钱就不会打水漂,有人悄悄溜掉了,有人想弄清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退地可以,不过五年内龙港不会再批给你地基,另外退一间地基收取五百元手续费。愿意退的就办手续。”

  陈定模看似举重若轻,有几分底气,心里却有点儿发虚,不要说几百人退地,就是几十人退地,镇政府也拿不出那笔钱,收上来的钱都投入市政建设,变成了马路、桥梁、给排水设施……你总不能把马路、桥梁、自来水管线分给他们一部分吧?这一风浪刹不住,后果不堪设想。

  “定模啊,情况怎么样,能顶得住吗?”陈定模回到龙港就接到县领导的电话。

  1985年1月,胡万里离开了苍南,调任杭州市副市长。周方权接任苍南县县委书记。有人说,周方权“人长得清瘦,眉浓眼瞪,常常低着头走路,时常独来独往,沉思的情形多,随和的时候少”;也有人说他,“思路开阔,性情直率,大事抓得准,小事放得开”。

  “顶得住要顶,顶不住也得顶。我宁可让他们骂三年,也不能扔下一个烂摊子让老百姓骂三代。”陈定模对着话筒说。

  3

  她平静一下心绪,在心里默默念叨:“龙港、龙港,我要抓龙港!”

  杨小霞是在这退地风波最猛烈时选择龙港的。

  做销售不仅要把产品卖出去,还要把钱收回来。杨小霞有一个龙港客户,她要经常去催回款。她不能见面就要钱,要聊聊行业,聊聊产品,聊聊外部环境,目的是跟客户搞好关系。江南有三家真空镀铝厂家,她要说服客户进三分之二她的产品,然后返款再痛快点儿。客户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龙港的地价在涨,店铺也在涨,有哪些人过来办厂,政府批了多少地……

  听说在龙港两千多块钱就能买一间地基,她差点儿跳起来,这可太具诱惑力了。

  “妈妈,听说龙港发展很快,地皮也很便宜。”她跟妈妈说。

  “龙港?那里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谁去那儿干啥?”妈妈说。

  在许多人的眼里,杨小霞在金乡的日子已经够好了,有房,有事业,有钱赚。老公家有间两层的楼房,他们在二楼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客厅,这在当时已算是很不错的了。

  她从懂事儿就想逃离金乡。人挪活,树挪死,她却像一棵不怕被挪死,就怕死活挪不了的树。现在机会来了,她哪会放过?

  杨小霞的爷爷是地主。他那个地主在金乡既不算大,也不算小,有多少良田,杨小霞已无从知晓,她出生十几年前就分光了。不过,她家那个院子还在,院内有几十间房子,院外还有几十间,加在一起上百间。

  杨小霞生在大院角落的一间小屋,留给她记忆最深的就是那间矮小的阁楼,屋里摆两张床,一大一小。大的是父母的,小的是她的。夏天阁楼像蒸屉似的闷热,冬天冷得心抖。要站起来,得到屋脊下,离开那个地方就要像做贼似的猫着腰,一不小心还会撞头。楼下是厨房,住着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奶奶。

  妈妈三十六岁那年生的她,对她宠爱有加,每顿饭都要喂她吃,喂到十岁。早晨,妈妈领她去菜市场,买两分钱海贝回来,烧给她吃。爸爸心不顺就跟妈妈吵。爸爸指责妈妈最多的就是:“家里这么穷,你还这么宠她。”家里的确很穷,穷得连孩子都养不起,妈妈生了五个孩子,三儿两女,把杨小霞上边的两个儿子送了人。

  杨小霞懂事时,爸爸和伯伯就不时被拉去挨批或陪斗。贫下中农如泣如诉地唱着“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她爸爸和伯伯戴着高帽,挂着牌子,低头弯腰站在台上,似乎他们就是那个带着狗腿子逼死别人爹爹,抢走别人娘的活阎王。

  爸爸老实,过去是伯伯当家,伯伯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现在那些“贫下中农”让他怎样他就怎样。伯伯性情倔强,时有反驳,那些人就把瓦片或玻璃砸碎,让他跪在上面。爸爸也时常沾光,陪着伯伯一起跪。起来时两膝是血,两腿不能动弹。

  杨小霞长大了,穿着一件大红毛衣,蹦蹦跳跳去上学。毛衣是妈妈一针针织出来的,她穿上很漂亮,期待着穿到学校给同学看看。

  “地主家的狗崽子!”半路上遇到同学,他们朝她喊道。

  “你穿的都是你家剥削去的!”

  “让她脱下来,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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