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上不封顶(11)_桑栀栀

一一

　　当然，在那个时候，年轻的任少白只是个军校毕业生，还没有给自己取这个没人知道来由的数字代号。

　　在养蚕人看来，人们会因为不同的原因成为间谍。可能是价值观或是意识形态，或是仅仅为了金钱的回报，又或者是受到不同形式的胁迫。

　　当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联系他，让他去接触军政部一个叫任少白的国民党二代时，养蚕人其实很怀疑。虽说年轻人总是会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但难道仅仅依靠一点对共产党的同情，就能使他转变立场、转换阵营吗？

　　这种怀疑是很实际的。任少白有着黄埔背景、父亲又是参加过北伐的老国民党人，他自己也没有经济方面的困扰，他或许的确在一些场合表达出对当局的不满，但是肯定也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中共地下党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陆军俱乐部的酒会上，养蚕人认识中央党部副官室的人，在对方的引荐下，和包括任少白在内的很多军政人物都打了招呼。一群人在闲聊除了打仗以外的所有事，有人提到了中央大学的学生前一阵在沙坪坝《雷雨》的公演，中途被军统带人打断了，因为话剧中间夹带了强烈的左翼思想。

　　“如果把那个工人的戏拿掉，倒还能看。”某君说。

　　周围人纷纷露出思考的神态，并且点头附议。

　　“噗——”

　　只听一人兀自笑出声，养蚕人抬头，见是一脸戏谑的任少白。

　　见众人都看向自己，任少白又连忙收敛起表情，一本正经地说道：“没想到某长官是位鸳鸯蝴蝶派，喜欢看继子跟后妈、哥哥跟妹妹的爱情故事。”

　　那天的后来，养蚕人继续与他交流读书之类的话题，聊得投机，便在酒会结束前约定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开明书店出版了耿济之译的《死屋手记》，我改天送你一本。”

　　他们还一起抽了一种在美军当中很流行的香烟，任少白看着养蚕人手里绿底红字写着Lucky Strike的包装，心里还想，美国人的审美还是差点意思。

　　任少白在前两次同养蚕人的会面中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还很年轻，城府和谋算这些词离他很远，所以不自觉地就将自己的今生今世全都吐露了个干净。

　　他是浙江人，中央大学肄业生。等不及毕业就去投考中央航校，却在视力检查那关被刷下来，为自己多年来毫无觉察的近视眼深感丢脸，但是在学校狠话已经放下，所以转而去了中央陆军学校。

　　毕业后本来想去前线部门，但是母亲却一个电话打给了宋美龄——委员长要给任家留后！结果被安排进军政部做军需相关工作。一天战场没上过，却因为老爹在长城战役1中为国捐躯的壮举，而被各方优待照顾至今。但即便如此，他在政府机关仍然待得不顺心，因为他发现自己周围的同事、长官相比家国大事，更热衷于特权阶层成员之间拉关系、求好处的种种。

　　养蚕人将他的情况汇报与上级，得到的回复是，鼓励发展。

　　但发展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国民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和让他成为在国民党内里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养蚕人后来开玩笑说，招募一个对方阵营里的地下工作者就像是谈情说爱，需要距离感和不确定性，如果一方态度冷却，另一方的欲望则会被更大地激发出来。终于在断断续续接触了半年后，彼此都经过不断地试探、推拉、以退为进，作为地下工作者的一二零七才秘密诞生。

　　由于处在国民党机关的腹地，任少白的保密级别很高。在将他的计划报告给共产党长江局后，养蚕人便是唯一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上级。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明智的，因为在养蚕人于1943年底被逮捕后，任少白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通共嫌疑犯的名单上。况且，他的背景还让他有着最不会被怀疑的不坏金身。

　　在密码破译结果和过去的档案记录相一致的情况下，中央社会部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紧急会议，得出结论，他们最近收到的电报有极大的概率来自于养蚕人曾经发展的下线一二零七。

　　在养蚕人死后，他便按规定进入了休眠期。当时，抗战进入到了后期，战胜后国共又曾经有过和谈，一二零七便没有再被启用。如今他主动冒险发出信号，当然仍无法排除是一个潜在的陷阱，但是处于部署在国民党国防部的谍网遭到严重破坏的当下，如果不是这则加密电报，他们还不知道连地下电台都被缴获了。

　　现在身处的这场仗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虽然也做好了再打两年甚至更久的打算，但如果能在国民党的后方重新取得先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尝试的选择。

　　更何况，焉知对方不是在黑暗中苦苦等待被重新召唤，那么这份坚守又岂可辜负。

　　▼08 情报厅

　　太平路的事故在吕鹏看来无异于煮熟的鸭子飞了，而且这件事是先由国防部二厅发现的，就更让他陷入一个尴尬的处境。

　　保密局同国防部二厅的关系一向微妙。两年前进行军机改组的时候，二厅有一部分其实算是保密局分出去的，但是又的的确确使得保密局的权力收缩了不止一点，尤其在国内外的军事情报领域。

　　人事方面，自从郑介民卸任二厅厅长和保密局局长，不是军统出身的侯厅长由副转正，毛局长则企图复制昔日戴老板领导下的荣耀，同样作为情报机构的两者便出现了军统与非军统、草莽出身和军校背景的角力。还是那句话，升迁、下野，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事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吕鹏本来就有点两头都占，但又两头不讨好。在保密局，他不是戴老板的学生，本来行动处处长轮不到他来做，但是毛人凤忌惮前任处长跟他夺权，就把对方调到地方当情报站长了。吕鹏上来以后，一面怕别人觉得他不能服众，一面又怕风头太盛再遭打压，因此是又要证明自己，又是束手束脚的。

　　在二厅，办公室主任李鹤林倒是他以前在中央军校的老师，但在当年就对他进军统颇有微词，认为那是个江湖气太重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机关，常常缺乏程序正义。吕鹏觉得他有点假清高，不过是在战前去日本学习过两年，便张口闭口一些装模作样的舶来词。他们是军人，不是学者。

　　如今，李鹤林是国防部第二厅主任，吕鹏是保密局二处处长。李鹤林并不掩饰对保密局所谓“反谍”工作的不以为然，不过是一个屋子里猫捉耗子的把戏，真正能关系到前方战事走向的，还得是军事情报。然而事实上，却又耐不过最上面那位对保密局的器重，在全国情报站代表会上（日子还是戴笠的生辰），他又重申了一遍：“二厅与保密局务必精诚合作，不分你我。”

　　紧接着，保密局就破获了包括一个处级军官在内的重大共谍案，吕鹏原本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在向上汇报时才意识到这在于国防部另有意味。不仅仅是打了分别负责人事和情报的一厅二厅的脸，对于被查出匪谍的部门，有些知情的上级官员，更在意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下属或门生（国民党内一向喜欢讲师生关系，或许是蒋总统做黄埔校长起就开始的传统）被扣上共产党的帽子，更有甚者，觉得保密局是为了立功陷害同僚、没事找事。

　　李鹤林在知道乔鸣羽因为“突发心脏病”死在审讯室后，就直接问吕鹏：“乔在抗战中是拿过忠勇勋章的，你如何肯定自己不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将屠刀挥向党国的英雄？”

　　当着面，吕鹏还是尊称也就比自己大七八岁的李鹤林为“老师”，解释他们已经从乔鸣羽的办公室找到了早该销毁的军事会议记录，这证明了他确实利用职权，将国军的战略机密汇报给中共，而从几次他直接参与的会战结果看，更是提出过有利于匪军的作战计划。但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锁定了乔鸣羽，吕鹏却没有透露。

　　“利用情报而不暴露情报来源，老师，您当初上课时也强调过。”

　　李鹤林一时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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