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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现在总比以前好得多了吧?这你不承认吗?”我有点着急,就这么冲起他来。

  我对许恒忠是既佩服、又讨厌的。佩服的是他对问题的考虑常常比一般人周到、细致,有点老大哥的风度。讨厌的是,他一般都把事情往坏处想,给人描绘出一副可怕的景象。谁也不能说,他所说的坏处不可能产生。问题在于,他总认为这些坏处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所遭遇的不公平与老何和孙悦相比不是小得多吗?

  “当然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建议老何上门找奚流谈谈。一方面说明奚望的槁子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主动征求奚流对书稿的意见,表示愿意修改。这样,情况就会有所缓和。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与有权的人结冤作对总是要吃亏的。可是我怕老何不愿意。”许恒忠是想争取我的支持吧,说话的时候一直把眼睛对着我。

  果然,不等我开口,何荆夫就说:“不行!这不是什么个人关系问题,应该通过组织手段解决。”

  “可是现在,靠正常的组织渠道,你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错,我们天天听说,现在强调法制啦!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在C城大学,法就在奚流嘴里。妥协一下有何不可?达到出书的目的就行。你对奚流说愿意修改,实际上不改,他又不会去亲自核对。给他搬个梯子,留点面子,让他感到自己的权力有效,对你又有什么妨碍呢?”许恒忠争辩道。

  “你认为奚流仅仅是和老何过不去才这么干的?”我忍不住问许恒忠。

  “当然不这么简单。决定奚流态度的因素复杂。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如果其中的一个因素缓和或消失,其他的因素也会发生变化的。”许恒忠立即回答了我。

  “可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冲破教条的束缚,而不是取得奚流的好感。我与奚流并无个人恩怨。他怎么想,那是他的问题。我可不想用个人恩怨来解释我与他之间的分歧。”何荆夫立即作了反驳。

  我赞成何荆夫。但是应该怎么办呢?我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我问孙悦:“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求系总支和校党委讨论,可以吗?”

  孙悦叹了一口气说:“谁不想这样?可是奚流不愿意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他说,党委事实上没有干预这件事。不错,讨论过一次,但并没有决定什么。游若水同志的意见代表他个人,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至于印刷机停了,那又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也许是人家纸张缺乏,也许是人家改变了计划。出版社没有请我们党委过问这件事,我们为什么去管?”

  “可是奚流和傅部长明明都是插了手的!”我说。

  “你拿到真凭实据了吗?弄得不好说你是诬陷!小人物给大人物提意见失实,这是诬陷。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处理失当呢?活该!小人物本来站在低处,无所谓陷不陷的。”又是许恒忠不冷不热的话。

  “唉!”我懊丧地叹了一口气。

  “这最可怕,不能采取正常的组织手段解决问题,而只能搞阴谋施诡计,靠拉关系,走后门。”孙悦愤慨地说。

  一点不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事情常常被搅得像一盆浆糊,粘在我们工作机器的传送带上、齿轮上,让机器减速或停止转动。在文化局我就经常碰到这类事情:

  一个戏要上演,当然得等领导批准。但是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人说行或是不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这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事实上,却是由于某一领导人不同意上演,但又不愿意明讲,下面的人也不敢讲明而造成的。

  一个被冤枉过的人要安排工作了。踢来踢去没人要。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这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却是由于某一领导人不喜欢这个人,大家因此也都不敢喜欢的缘故。

  我常常为这类事情编造各种各样“偶然的因素”。领导派我去“说明情况”,实际上是隐瞒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常常当作“谣言”辟。

  这就叫作“内伤”吧?外面看不见伤疤,里面却在发生组织坏死。不实行法治,这类现象怎么克服?然而,不克服这类现象,法治又怎么能认真实行呢?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鸡生蛋,也是蛋生鸡。因可以变果,果可以变因。因此,治果治因,治因治果,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怎么对付这种浆糊,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的。我问老何:“你打算怎么办?看样子只能等省委宣传部表态了。”

  孙悦替老何回答说:“我们打算联名给上级党委写信,不只谈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更想谈谈我们对思想解放和干部问题的看法。”

  “你们安分一点吧!”一直不开口的李宜宁开口说话了,一开口就这么冲:“你们不联名,流言已经够多的了!你们还嫌不够,对吧?”

  “流言!就让它流去吧!有时候,我真想向这些流言家大声宣告:我——”

  孙悦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朝何荆夫忽地一闪,何荆夫也正望着她。他们的目光迅速地分开,一齐射向在一旁不声不响作功课的憾憾。憾憾这时也正抬头看着妈妈。我的心猛然一动,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但是不等我细想,李宜宁又说话了:

  “要看值得不值得。谈谈出书的问题倒也罢了。其他的问题去扯它干什么?中国有十亿人口,人家都看不出问题,就你们眼明心亮,是不是?”

  “话不能这么说,事情总得有人做吧!”我忍不住对李宜宁说。我与她见面次数不多,所以对她很客气。然而她对我却不客气:“你赞成,你去做好了。可是也没见你写出一篇小说,提出什么尖锐的社会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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