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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料盒(2)


  四周是静寂的,彷佛连树木也都在屏息倾听。从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沉重的痛苦的千古不变的一声一声响着。

  “你说这是危险的吗?”我接着问。

  贺文龙深深吸了口烟。

  “什么是危险的?”

  “假使女人爱热闹?”

  “我认为现在是相当危险。”

  油三妹是教体音的,她在课堂上——有时候也在休息室里,用尖利的发疯的大声唱歌。她喜欢自己或别人大笑,喜欢各种热闹,她所害怕的只有一样,好像故事里所说的害怕自己影子似的害怕孤独。她白天很少在家。

  这样又过一年,油三妹二十三岁。

  她需要的是什么啊?在这里没有高尚的娱乐场所,没有正当集会,甚至连比较新一点的书都买不到。我们可以指出它每天照例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更清楚的,可以像星期菜单似的给小学教师安排一个节目:早晨,连最小最贪睡的学生都到学校里来了,他们从床上起来,喊校工打脸水,然后,吸烟;他们上午的精神很好,讲书时发声挺大,时常引起学生们在下面发笑;到了下午,你知道每个小城到下午都有这种现象,全城,连主要的大街都显出疲倦,教师们要打哈欠了,照例下几盘棋,罚几个自己不喜欢的学生。讲到这里,我请小学教师原凉,他们大多数并不如此无聊,但他们中间确有少数无聊人。至于油三妹,我们前面说过,假使不热闹,她简直就难活下去了。我们不妨设想她每天早晨起来打个娇懒的哈欠,然后洗脸擦粉,整一整头发和衣领,再用丰圆的手指提上鞋,接着照照镜子,接着就从家里走出来。她在路上走的很快,比她以前当学生时候走的更快,她生怕街坊上认识她的人议论。

  油三妹一直走到学校——这时候她和她家里人欠和睦,尽管全家都宝贝她,她是老生女儿,她却不喜欢他们。因此她在学校里耽搁的时间更多,而回家的时候是更晚了。她和同事到城外散步,打球,上车站看戏。

  所有的人都趋向欢乐,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单独责备油三妹。有一天晚上,油三妹没有回家,她的母亲和父亲年纪太老,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怕见读书人,况且她回家晚早习惯了,没有人去找她。

  “他们做什么吗?”

  贺文龙说他们在学校里吃酒。他们划拳、行令,一直吃到夜深。最后他们都吃醉了,校长——一个国民党特务装作吃醉了,油三妹自然是早吃醉了。她大笑并且发狂的唱歌。

  “这事情是很平常的,”你也许会说。

  然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是最使人痛心的,油三妹第二天醒来却变成哀愁的油三妹。她很快的瘦下去,红润的两颊陷下去,发光的大眼常常是空虚,阴沉,像刚哭过似的干燥,而走起路来,常常像想倒下去睡一觉的样子。但是她咬住牙关什么话都不说。以后她还继续上两个月课,她的母亲看出她身体上的变化,于是她就请病假了。

  油三妹在床上睡了大概有一个月光景,据说她谁都不愿意见,她不说话、不笑、不哭、也不叫喊,只是不动的向上面望着。她望什么?谁知道!有一天早晨,她睡到八点钟还没有睡醒。她母亲到房子里喊她。自从发生那种不幸事件之后,老太太是很生气的。老太太怒声骂道:“小三奶奶,你睡死了吗?”但是油三妹没有理会。阳光早已照到床上,照在她昨天晚上脱下来的鞋上,这个曾经有过过多的笑的,我们曾经看见她每天夹着书包到学校去的少女继续睡着,她的手早已冷了。她的枕头上因为流上很多泪还是湿的。最后人家在她的床里面,在地上找到一个颜料盒。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少女,第一个将痛苦的去过完她的一生,第二个吃了藤黄,第三个,我也想收起我的颜料盒,我们何必描画这些痛苦的画像啊?如我的一位相识所说,我们既然并不比别人残酷。这时贺文龙点上第二支烟,用钢针敲了敲捉蟋蟀的竹筒,笑着问我:

  “你刚才提起马瑶英,你知道她怎么样了吗?”

  “不,不……”

  我们不要问了,我们不再打听马瑶英了。马瑶英——那个曾扎过双辫,生一对娥眉和黑的长脸蛋的,我们熟识的第三个少女,她因为作政治运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她将在监狱里消磨去她的大部分青春。

  于是一阵悲愤统治了我们。在我们四周,旷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面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应该幸福的人,他们曾经给人类希望,正是使世界不断的生长起来,使世界更加美丽,更加应该赞美的他们,为什么他们要遭到种种不幸,难道是因为这在我们的感情中会觉得更公平些吗?我们被苦痛和沉默压着。

  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愤激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钉棺材盖。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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