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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青州风物


  我在山东青州府计两年多,第一年,未带家眷去;第二年,方携我妻震苏及新生的一女可芬偕往。幸而有几位南方教员,已携有家眷在此,即以本学堂而言,有杜安伯的夫人,她是苏州人;有胡菊如的夫人,她是上海人,也是最近从上海来了。此外,府尊曹耕翁的见媳,也是苏州人,他便是彭诵田的女儿。此间首县益都县知县李搢臣(祖年),一家又都是常州人,他的衙门里师爷,大半是常州人,而携眷来此者亦甚多。

  青州府的房屋,也尽是北方式,庭院却很大。我们家中,雇用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僮儿。老妈子名张嫂,年约四十左右,做事很勤恳。僮儿年十四、五,名唤犬儿,也很活泼诚实,及至我们回南时,他坚欲跟我同去,我以其母在青,未允携归。本地人多睡坑,我们不惯,然此地无藤垫粽垫之类,只有高梁杆子所做的牀垫,睡了倒也觉得很为安适。此间无楼房,全都是平屋,较讲究的方为砖地,否则都是泥地而已。

  自胶济铁路通车后,青州府适在铁路的中心点,亦渐成为山东一大城市。故此间居然也有洋货小现,洋货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天津的。日用必需之物,如洋皂,洋火之类,市上亦均有售处,不过本地人却难得用。各方来此的人也不少,便带了那些舶来品来了。市上购买杂物,数目少的用钱票,从一千到十千(一千即名一吊),那种钱票,都是破烂不堪。数目大的用银块,几两几钱,临时用天秤称之,傍置一夹剪,分量如太重,则夹去一块。

  青州府仅有一条热闹的大街,店肆林立,我们如果买过一两次东西,他们便认得你了,叫得出你的姓,知道你住的地方。

  大概他们对于南方人,是一望而知的。假使你买了东西,身边的钱不够,你尽管拿走好了,他们信得过你。掌柜和夥计,都是很客气,买了东西出来,常常送你到门口,口中不绝地道谢。最妙者,这里有一个邮政局,局长也是青州府本地人,此外有一两位邮差兼助手。我们和他熟极了,寄信可以坐到他办公桌上,自已打邮戳。因为来信有一定时间,胶济路的上行车与下行车,都在青州府交车,而我们有信没信,只要等火车站上的邮差回来,便知道了。

  在青州府的第二年,上海的时报已出版了,我便去定了一份时报。本来学堂里也有一份新闻报,要等府衙门里看过后,然后送来,已隔了好多天了。我在南京蒯公馆的时候,中外日报新出,我就自己定了一份中外日报。人家说,这是我体己的报,实在说:报纸总在日求进步,中外日报出版后,报纸有一进步,时报出版后,报纸又有一进步,我是不喜欢墨守而喜欢创新的。

  我从学堂里回到家里去时,邮局是必经之路,我最注意的,今天有没有报纸寄来呢?还有我所购的新书、所定的杂志,有没有寄来呢?那时并没有信箱之类,那位邮局长给我安放在一处,我喜欢自己去领取。最可笑的,是在第一年,我要寄家用到苏州去,而青州和苏州的邮汇不通,并且币制不同,因为苏州是用洋钱的,青州是用银子的。但是小包邮件是可通的。邮局长说:“你可以把整只的元宝,当小包的邮件挂号寄去,已经有人试过了。”恰好我的每月薪水是五十两元宝一只,于是由麻布包扎缝好,到了苏州,由公估局估定,到钱庄兑换,倒极为便当了。

  我喜欢吃闲食,也是我们苏人的习惯吧?青州也有乾果店,糕饼店,其食品也为可口,我有时也常去光顾。中秋时节,也有月饼,但这种月饼,不同于苏州月饼、广东月饼。我乃知全中国各处,都有月饼,除了一例是圆型以外,便有种种的不同。我也曾吃过七八种不同的月饼了,倘然开一个全国月饼展览会,倒也很有兴趣呀。此间宴客,以海参席为最阔绰的了,不有什么鱼翅之类,可见山东是个简朴守俭之乡。家常菜则猪肉鸡鸭之外,鱼类较少,虾蟹更少见。

  还有,此间的菜蔬颇佳,胶州白菜,尤所驰名,味极腴美。本地人吃面食,山东面粉,在美国面粉未来倾销以前,亦为国中首屈一指。他们不大吃油,南方人助非油不可,此间本地人是吃得很苦的,但我们都有得吃,一切不受什么影响。这时香烟还不曾流行,我们南方人,都是吸旱烟与水烟的。我在四十岁以前,什么烟都不吸的,但是青州人却喜欢吸一种黄烟,短短的一根烟管,藏在袖子里。我初到这中学堂里,有许多学生,都是吸那种黄烟的。有一天,那位国文先生正在上课,我到课堂里去看看,却见烟云缭乱,原来那些年长的学生们,一面听讲,一面偷偷地在吸烟。我便下了一个谕帖:“学生们不许吸烟”,但也只能办到上课时不吸烟,他们的斋舍中不能免了。

  这种黄烟,是山东本地出产制造的,气味很不好闻,我在学生们走近身时,就闻到这种味儿,因此知道他们还在偷吸的。(还有他们喜欢吃大蒜,这气味亦难闻,但是不能禁止的)又有时,在路上遇见了他们,总见他们手中携着一枝短烟管,下垂一个烟荷包,见了我,连忙把烟管藏在背后,但我早已看见,也只好佯作不见了。

  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县令李搢臣先生,(名祖年,江苏武进人,年约四十许),他也是一个进士,所谓榜下知县。这人很开通,我们常常到他的县衙门里游玩,走得比府衙门还勤,因此他们有几位幕友,我们也都熟识了。倘到府衙门里去,必定要有什么事,或是谒见太尊,而县衙门却由我们随便到处跑,加以李搢臣又是好客健谈,对我们一点不搭官架子。在前清,无论那一个县衙门,都脱不了绍兴师爷。惟有益都县衙门里,竟找不到一位绍兴师爷,所有刑名、钱谷,都是常州人。初意,我以为这位李大令引用同乡之故,后来知道当幕友的常州人,在山东却有一大部份势力,在绍兴师爷的势力范围内,可以分一杯羹。

  那时候,中国司法尚未独立,审官司乃是知县的职务,我在家乡,从来不踏进县衙门里去,也有朋友,约我去观审,这时刑讯尚未废除,当用刑时那种惨呼哀号之声,我不忍闻。现在到了青州,在益都县衙门里,我倒看过几次审强盗,审奸情的案子。

  审强盗,用夹棍,用天平架,说起来,“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这还不算非刑。但是山东民情强悍,盗案最多,有些在刑求之下,死去活来,他们咬紧了牙关,死不肯招。我问搢臣:“何必要用严刑呢?”他说:“这些都是证据确实,一些没有寃枉的,不过刑事重口供,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结案定罪的。”

  至于有些奸情案,他都在花厅上审问,这些都不是上等人家的事,女的本来不是什么天姿国色,到这时候,做了监犯,也都是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了。男的更是丑陋,断不是戏剧中所描写的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了。重大的案子,女犯也要用刑,用几枝小木棍,夹在指缝内的,名为拶子,把它收紧了,据说是痛澈心肺的。我笑向李搢臣道:“你这样焚琴煮鹤,不太煞风景了吗?”他说:“这是国家法度。不过那种奸情案子,到了你们小说家的笔下,总是帮着女人的,可以装点成一篇恋爱传奇小说,而我们总是酷吏呀!”

  青州府也有土娼,我们学堂里教英算的胡菊如,在他太太未到青州来的时候,为了解决性欲,曾去领教过。县衙门里有两位师爷,也做过入幕之宾,他们很熟习这种门径。有一位姑娘,大概是十八九岁,说是此中翘楚,胡菊如和她发生了关系,留髡之夕,嫌她的被褥不乾净,把自已的铺盖,先派人送了去,明天再送回来,一时传为笑柄。我笑说:“你真是诗经上的‘抱衾与裯’了,古来只有女人如此,今乃出于男子。”

  我以好奇心,每到一个地方,要看看那边的娼妓风俗,除家乡以外,在上海,在南京,也都曾跟了朋友,到过妓院。但此刻到底是一个学堂监督,不敢问津。有一次,在我学堂里的办事处,从纸窗里,塞进一张匿名信来,上面写着:“英文教员胡老师,在某一夜,到某土娼家里,品行有亏……”云云。我给胡菊如看了,他承认不讳,确有此事,那就可以知道学生们也恰巧光顾到这位土娼家里,被他们撞见了。我经此一吓,愈不敢去观光了。

  然而到我卸了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任,在离青州前几天,终究观光了一次。那位姑娘穿了一套红棉袄、绿裤子,扎了裤管的,不大不小的脚,睑上粉白脂红,额上留了一圈刘海发,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这是她们的时髦装束。她体健躯高,似一匹高头大马。她的装饰是土气极了,但是活泼憨跳,不作遮掩羞态,倒也有天真可取处。青州府无论男女,都比较全省为俊秀。我想:就像这位姑娘,改换了装束,衣以锦绣,教之歌舞,到了通都大邑去,不就成为一位名伎了吗?

  青州地方,气候可以养蚕。土壤可以种桑,因此在那里,开办了一所蚕桑学堂,那是一个省立学堂,而由益都县县令为之监督。里面所讲的教员,大学是浙江省的杭州与嘉兴人(记得有一位郑辟疆君,还有朱君,已忘其名,他们都是史量才的同学)。因为杭州先有一个蚕桑学堂,而他们都是在此中毕业的。山东本来出生一种野蚕,名曰柞蚕,织成了一种丝织物,光洁坚实,销行各省,称之曰府绸(因由济南府销行,故名),又号茧绸,(我曾有此质料之一袍),现在既是考察下来,山东宜于桑蚕,气候与土壤都适合,于是就在青州开了一个学堂,这也是开风气的意思,而这笔经费,也是益都县所开支的呢。

  这个学堂,在养蚕的时期,概不上课,完全实习,那时的学堂,便成为养蚕场了。过此以后,便依然上课,大约与普通学堂相同。照中国古时说法,养蚕以女子为宜,亦应招致女子的。但山东的女界,尚未开通,而且还都是缠了小脚的,所以这学堂全是男生。学堂中除了学生以外,教员中是清一色的南方人,所以我们也常去游玩。我曾询李搢臣:“养蚕是妇女天职,何不设立一女子蚕业学堂?”他说:“一个男学堂也维持不易,还设立什么女学堂。”至于男女同学,当时还未敢作此想。

  青州府蚕桑学堂,也是我们常去游玩之地,因为那些教员,都是南方人。有一次,我们到那里去游玩,他们刚购置得两架显微镜,那也是蚕桑学堂的必需品,所以为检验蚕子之用。他们告诉我:“可以看一切微生物,并可以看人类的精虫,你要试试吧?”我以为开玩笑,但他们说:“不开玩笑,我们的朱先生已经试过,就是用佛家所谓‘非法出精’的手术,在玻璃片上验过。”我说:“到底精虫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赏鉴吗?”他们说:“形似小蝌蚪,有条尾巴的,很为活泼,我们不能制标本,看过只好放弃了。”

  那个蚕桑学堂,我也曾去教过半年书,那是李搢臣一定要我去的,这学堂监督是专任的,不能兼职,我怎能担任别一个学堂的教课呢?”可是后来李搢臣竟直接与曹耕翁说了,我只得去担任了。我便把严复的“赫胥黎天演论”,给他们讲解,学生倒也爱听。原来这个学堂里的学生,不仅是青州府一属,别一府县的学生也有。有了这个学堂,便开了青州府养蚕的风气,现在相隔了四十余年,久未通讯,不知怎样了。

  我在家眷未到青州去的时候,一年回南两次,便是暑候与年假。家眷去了以后,便又住了一年有余,我的身体不大健全,航海时常要晕船,也因青岛与上海往来,航线沿岸而行,每多风浪,但也有时风平浪静,比了坐长江轮船,还要稳定。

  第一年的年假回苏州去后,交新年我已三十岁了,本预备过了新年,即携眷至青州,但我的生日在二月初二日,许多亲友,欲为我小做生日(苏州有句迷信俗语,叫做“三十弗做,四十弗发。”),且因此为我饯行,故我的行期,便须延迟数天,预备到二月初四、五日动身。谁知到了正月底,青州府却来了一封电报,要我速即来青。因为“学生不受约束,夜间逾墙出游,太尊晋省未归,拟派一营兵,驻扎学堂周围,以阻学生跳墙。”

  我得电大骇,因想这可要闹出事来了,什么派营兵驻扎学堂周围,是什么人的主张,而太尊又晋省拜年去了,必是那些幕友们的轻举妄动。我立刻打了一个电报去:“请将学堂门夜间勿锁,尽让学生们自由出入,营兵未驻者勿驻,已驻者即撤,请待我来处理。”原来学堂规定在正月二十日开学,学生在未开学前,已纷纷住堂,以斋舍为旅舍,而正月下旬,青州府尚有些新年景象,学生夜出游玩,亦属常情。

  学堂向来规例,夜间到九点钟,大门上锁,无论何人,不得出入。监学先生,自然守此成规。但虽然算是开学,监学及一部份教员未来。新年里,学生颇好嬉游,见学堂大门已锁,无法出入,可是斋舍周围,一带墙垣,并不崇高,墙垣以外,便是菜圃麦田,他们只要填几块石头,便可一跃而出了。如果你派了营兵在那里,他们知道什么,见学生逾垣而出,便去禁阻他们,追捕他们,可不要闹出事来吗?

  因此我打了一个急电去,过了我的生日,便急急忙忙的携带家眷,到青州府去了。心中却捏了一把汗,万一闹出事来,我虽不在学堂里,总是我的责任,为什么不在开学以前即行赶到呢?吾妻即宽慰我道:“要是闹出乱子,早就有电报来了,既没有电报,当然平静无事,就可以放心了。”到了青州府,果然平静无事,依照我的去电,营兵没有驻扎,大门不锁开放,学生自由出入,也就不必有跳墙的事了。其实也有几个学生,夜来要出去游玩,新年一过,也不想出去了。因此我想到古人有两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真的有此种道理呢。

  我到了青州府,曹耕翁也已从济南回来了,对于学生夜来跳墙出游的事,我也不去查究,自今起始,照旧规定下午九点钟锁门,十点钟息灯睡眠。学生们也循规蹈矩,再没有什么爬墙头的事了。青州府的学生,可算循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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