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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记青州府中学堂(二)


  到青州府中学堂后,有一事,觉得很难忍受。便是学生见了老师,必定要“请安”。所谓请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礼,那个风气,是满洲入关带进来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们已习惯成自然,见了尊长,必须如此。即使一天见几回,便请几回的安,在路上遇见,亦当街请安。可是我们南方人,实在觉得不惯。我一到学堂,便想改革此风。

  一则,像那种屈膝请安,不免带有奴性(在南方仆役对主人带点官气的,也行此礼),二则,他向你请安,你也要还礼吧?不回礼似乎有点倨傲(本地尊长对于下辈是不回礼的),如果要回礼请安,我们很不习惯。

  于是我们南来的教员们提议,把请安改为打拱、作揖,然而学生们对于打拱、作揖都不习惯,他们的打拱作揖,自下而上,好似在地上捧起一件东西来。见了这种打拱作揖,各教师均掩口胡卢而笑。于是我出了一个主意:以后学生见师长,既不要请安,也不要打拱作揖,只要垂手立正就是了。这个礼节,起初学生们还不大习惯,忍不住还有请安,后来渐渐地矫正了。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耍弄得不好,踏着自已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两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

  我的话又说野了,言归正传的说,初到青州府中学堂时,也颇有种种趣事:譬如课堂里的红桌帷,以及种种红的色彩,我都教他们除去了,但是这个会客厅的红椅靠,红坑枕等等,他们都不肯换。原来在中国一向以红色为吉,以白色为凶,尤其是在官场,做官的人,更为迷信,一定要触目见着一些红颜色的。他们因为客厅里是太尊时常要光临的,他来了,如果见一白无际,没有一点红颜色,是官场所禁忌的。他们既如此说,这本是官学堂,不脱官派,只好听之。其它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而无伤大雅者,也只好听之。

  关于商量课程的事,首先是国文。国文教员本来有两人,都是本地青州府人,有一位已辞职去了,他们就是上课不规定时间,而上堂只是圈点通鉴的,曹耕翁告诉我:他已经在济南请了一位教员来了,这位教员,是一位四川先生,姓张的。

  英文与算学,是杜安伯与胡菊如两人分担,这两人都是南方来的(胡菊如是宁波人),但又新添了理化教员两人,这理化教员那里去请呢?就是在上海,当时能教理化的人也难觅呢。可不知青州府有一个天主教堂,据说教堂里也办有一个小学堂,却介绍了两位理化教员来,一位姓白,一位姓黄,每星期来上两次课,那都是府里请他们的,我可全不管。说老实话,我也不懂什么理化,这黄、白两位先生,自已带了一本书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东西。

  写到此,我又有一些插曲了。有一天,府里先来通知了,说是今天下午,有两个外国人来参观学堂了。什么外国人,我起初以为又是什么德国人来乱搞吧?便请李先生来一问,原来就是本地天主教堂里的两位神甫,要来看青州府的新学堂了。我说:“我们要怎样招待他们吗?”李先生道:“不必!随便领他看看好了。”果然,到了下午,这两位种甫来了。我以为既是外国人(说是美国人),必然是西服笔挺,或者穿的是教徒的制服。一见之下,却是长长的蓝布袍子,大大的黑呢马褂,脚上双梁缎鞋,雪白土布的袜,头上一顶瓜皮帽子,顶上还有一个大红帽结。除了高高的鼻粱,深深的眼睛以外,完全是一个山东佬打扮,而且乃是道地的山东口话。李先生引领他们到课堂各处去看看,口中不绝地说:“好!好!也是!”一副谦恭下土的态度。我想: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传教,也穿了中国内地的衣服,按照中国的礼仪风俗,这真可谓“深入民间”呀。

  我来当这个中学堂的监督,本来可以不但任教课的,我的关聘上,也没有要我担任教课。但曹耕翁的意思,想要教我担任一点课,属于训育之类,随便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上了课以后,可以认识了这班学生,不在于太隔阂,也可以亲近起来,这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也觉得太空闲了,好像有点无功食禄,于心不安。但是我可以讲点什么课呢?要我可以担任,而学生们可以听得进的才对。后来我想出一法,我说:我试讲讲:“论语”如何?曹耕翁大为赞成。我和曹耕翁,都是从八股出身的人,对于论语当然很熟,到了明天,立刻送了官书局精印的一部大版四书来。

  于是排出课程,我每一星期上三次课,规定在星期一、三、五。我们这个中学,仅有一间课堂,并无班级,真是简单之至。我的讲论语怎样讲法呢?说来也甚可笑,就是用做八股文的老法子,选了一个题日,写成一篇讲义。不过八股是有排北,有规制,这所谓讲义者,算是一篇散文而已。我这个讲义,却并不是高头讲章式的,有时把时事、新政,都穿插在里面,学生们倒也觉得新鲜可喜,如果宋儒理学大家朱、程二先生当今之世,那是一定要呵斥我这小子离经叛道的了。

  这个中学堂,虽然也有暑假与年假(那时中国还奉行夏历),但是学生们每逢春秋两季,必定要告假回去十余天。春天是春耕时朋,秋天是秋收时期。因为他们在学堂里,固然是长袍短褂,是一个学生,回到家里,脱去鞋袜,自己可以下田,而且他们都是自耕农,没有租佃的,他们名正言顺的来告假,我可以拒绝吗?我忽发奇想,和曹耕翁商量:我们这学堂,不放暑假与年假,或缩短暑假与年假,而改放春假与秋假,使学生得以便于农事,岂不甚佳。曹耕翁道:“您的意思甚善,但每年各学堂要放暑假与年假,是政府的通令,我们是个官学堂,不能违背政府的法令呀。”

  我办这个中学堂,总算是很为顺手。第一、曹耕翁的言听计从,从不掣我的肘,自然我提出的计划,提出的要求,也是在他范围里做得到的,并不强人所难。还有,那学堂的经济权,握在府署里的,学堂里有所需要,如与经济有关系的,当然要与府里商量,经过批准。一年以后,风气也渐渐开了,又因为当时那种官办学堂,优待学生,各县的学生,也很多愿意到这个府中学堂来就学。似乎这六十位的学额太少,我常与曹耕翁讨论增额。

  曹耕翁也愿意增额,伹是增额先得筹经费,而且要向省里去请示,不是贸贸就可以的。因为学生都是住堂的,就得添建斋舍,假使我们增额到八十人,那得再添造斋舍十间(以两人住一间,原有学额是六十名),并且一切饭食杂费,都是由学堂供给,培养一个学生,一年要经费若干,那是要通盘筹算一下的,而且要经省里核准。可是到了第二年,曹耕翁居然筹出一笔经费来,添建斋舍,学额增到八十名。

  我在青州府中学堂时,只有两件事,与曹耕翁有些不愉快,但过去以后,也就谅解,并无一点芥蒂了。

  在第二年开始,省里有命令,各中学堂要添设体操课,青州府中学堂本来没有体操课的,乘年假我回到南边来时,曹耕翁便托我请一位体操教员。我道经上海,和朋友谈及此事,那时有位徐念慈君,他是常熟人,正帮着曾孟朴在上海办“小说林书社。”他说:他有一个弟弟号粹庵,可以担任此事,粹庵是学过体操的,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我以既是老朋友的弟弟,当时也便即行约定了。

  我们同到了青州,山东学生对于体操一课,甚为高兴。我于此道,实在外行,据说也都是日本学来的,名之曰兵式体操。曹耕翁还托我在上海定了六十套操衣操帽,我便转托同回上海的胡菊如兄,操衣操帽是灰色呢的,有些仿德国兵的制服。(这一项冠服,上海制就后,运到青岛后,为德国人扣留查询,多方解释,始得放行。)学生大概出于好奇心,也很高兴穿这种制服。虽然把辫子塞在操帽里,棉袄裹在操衣里,也显出一种尚武精神来。至于操场,学堂里有的是旷地,不过那里都有树木,徐粹庵还讨厌这些树木,说:“地小不足以回旋”。我笑说:“这不过几十个人罢了,难道是一师一旅,要什么大操场吗?”

  过了几月,粹庵说是经学生们请求,要什么盘杠子,踏秋千架的玩意儿。他说:“这是属于柔软体操的。”我想:山东学生,懂得什么柔软体操呢?是你这个体育教师的新贡献吧。当时什么网球、篮球之类,内地尚未梦见,每天喊着“开步走!”“立正!”太无意思。姑徇所请,在操场上置一架秋千架。但学堂里每有所修建,都是要由府里派人来的,于是写信到府里去,请置一秋千架,府里也答应了,但迟迟不来装,以为此乃不急之务,几及一月了,粹庵又来催我。我说:“再等几天,待我面见曹耕翁时,提起一声吧。”

  这时,我家眷已到了青州,我便不住在学堂里了。那一天,到学堂时,粹庵很高兴的告诉我道:“秋千架已经做好了,请你去看看吧”。我说:“那就很好,府里派人来做的吗?”他说:“不!是学生们自己做的”。

  我想怎么是学生自己做,急往看时,原来是截去了一棵柏树,把它横钉在另外两棵柏树中间,下面系了两条粗绳,悬住一块板,据说是学生合力动手,而粹庵自然是总指挥了。

  伹是无端截去了一棵柏树,被钉的两倮柏树,也受了损伤,那是一个问题来了。因为本地人对于这些柏树,很为宝贵,他们是不肯加以戕伐的,青州府中学堂的前身是云门书院,地方上的公产,算是借给府中学堂的,当时的点交清单上,还列明柏树多少株的,怎么可以随便砍伐呢,虽然这事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要负责的。当时我埋怨徐粹庵,为什么不通知我,让学生们擅作主张,但树木已经砍下来了,枝叶已经丢掉了,所谓既成事实,又有什么办法呢?

  果然,曹耕翁知道了,对于这事,大不高兴。他虽然谴责徐粹庵,但我觉得就是谴责我。他是一个爱惜名誉的人,以为学堂里做一个小小秋千架,而砍去一棵可贵的柏树,地方上人一定啧有烦言。我不得已只好写了一封谢罪的信去,自承己过。截下来的一棵柏树是无法想了,幸而是较细的一棵;被钉的两棵,把它解放了,也还不致有大损伤。此外便请府里,立刻来做秋千架。我笑语同事各教员道:“为了老柏,却使老伯不大高兴(因为我呼曹耕翁为老伯),以后我们要谨慎些呀。”

  另有一事,却较严重了。原来那时的山东巡抚为周馥,(号玉山,安徽人。)他不知有什么事要到青岛去,与德国人有什么交涉。从济南乘着胶济铁路火车到青岛,要经过青州府的。省里先有一个通知,给青州府知府,意思是说抚宪路过青州府,要令本府全体学生,到火车站列队迎送,以示本省兴学有效。

  那时府里就派了一位幕友,到学堂里来通知一声,说是明天抚台大人过境,应请监督率领了全班学生,到火车站排队迎送。谁知这位幕友,碰了我一个钉子回去。我说:“不但是我不到车站上去迎接,连学生我也不教他们到车站上去迎送。”我说:“办学堂是为的造就人才,不是为官场中送往迎来用的,今天接一个抚台,明天送一个藩台,一天到晚,都是跑火车站,不必再读书了。”

  那位幕友,碰了我一鼻子的灰回去,府里觉得这事弄僵了,又怪那位幕友不善措辞,又推了一位高级幕友王鸿年先生来。此人也是一位知县班子,他很能宛转陈词,他说:“朗兄的意思,太尊很以为然,学生岂是要他们送往迎来的。不过据兄弟们的意思,省里既然要我们去接,我们也不能不服从。也许他们要看看我们的学堂办得怎么样了,学生们整齐不整齐,倘然我们太倔强了,别的没有什么,怕的与太尊的考程有碍。我想如果朗兄不高兴去,请派了监学李先生去,也无不可。”

  我听了王鸿年的话,只得转意了,便说:“既然如此,就请监学先生带了学生们去吧”。于是传谕学生,明日到火车站迎候抚军,恭听训诲。可是学生们消息很灵,已知道了这事,便来问我,要去不要去?我只得推说:“我穿了素服,没有衣冠,有所不便;再则我头痛发烧,火车站上风大得很,所以李先生陪了你们去。”结果,学生去了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没有去。

  这件事,在第一次的这位幕友(安徽人,忘其姓名)来过以后,我就有一点悔心,觉得言语也说得太激烈。试思中国官场,那一个不奉承上司,惟上司之言是听。曹耕翁是位长者,又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事怕要损了他。不过前次那位幕友,神气得很,好像命令我率领学生去接官,我是有点傲气而吃不消呀!如果我对学生一番申说,学生都是青年,他们一闹别扭,那大家都不愿意去,那真是弄僵了。

  到晚上,监学先生陪了学生回来了,我问怎么样?他说:“不但学生们没有见到抚台,连太尊以及益都县也没有见到,说是一概挡驾道乏。据说:抚台大人在专车里睡中觉,概不见客。”我问:“那末他也不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接他吗?”他说:“他那里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站了班,只见一个武巡捕,手里抓了一大叠手本,喊道:‘那一位学堂里的头脑?’‘那一位青州府中学堂的?”他望着那班学生发怔,后来我迎上前去,他说:‘着学生一概退去!’我们听了,也就退出来了。”

  这件事,那位幕友初回到府里去时,不无媒蘖其词,说我怎样不近人情,而曹耕翁听后当然也就不大乐意了。到了王鸿年来过,我并不坚持学生不去车站,也赞成监学可以陪了他们去,他也渐渐释然了。及至火车站的情形,他也自己亲眼看到时,也觉得甚没意思。其实周馥并不注意什么学堂与学生,他也并不要学生去车站迎送他,都是那班下属讨好上司罢了。那时周馥已是七十多岁了,是一个聋子。有人说:“他其实并不聋,关于遇到尴尬的事,他便装着聋子,没有听见。”他在他的专车里闭目养神,但并没有睡着,深得前清做大官的技术,语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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