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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庐诗草(4)


  附记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

  末又云:“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

  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

  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由是观之,黄姚二书薰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

  二月八日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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