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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庐诗草(3)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

  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

  “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

  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
  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叶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不曾见刻,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版。”

  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

  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

  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

  时为辛巳,即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

  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

  至其改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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