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日本语的面目

日本语的面目

　　这里是四篇论文的提要。原文都见于日本山本三生等编纂的《日本文学讲座》第十六册《国语文法篇》，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昭和十年）出版。

　　一　保科孝一《日本语的特质》（一至三四面）

　　本文分十节：一论语言起源于拟声，二论日本语是关节语，三论助动词及助词的发达，四论语序，五论日本语是多节语及叠字对句等，六论敬语，七论省略法的发达，八论口语文言的关系，九论方言的发达，十论语音的连想作用。文中重要的依据，似乎是Aston的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1879）与Chamberlain关于日本语及虾夷语的比较研究（四节），可见日本人对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还没有研究成绩可言。文中所论日本语的特质，或可帮助我们批评日本语，或可帮助我们研究本国语，现在摘述一二。

　　先说语序。日本语的句子，主词居首位；直说法以动词或形容词结尾，动词宾词在动词之前；疑问句则有疑问助词，常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Aston说这种语序对于发表论理的思想是否有利，是个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判断事物时最重要的成分放在句子的最后，那判断就不能早确定，到了最后还可以变更。如说“私ハ增税案ニ赞成致シマ”句子到此，赞否是不确定的；最后加上“ス”或“セン”，那说话人的意思才确定了。又疑问助词“力”照例放在句子最后；要是对于上引的一句发生疑问，便得说，“アナタハ增税案二赞成致シマス力，致シマセン力”（你对增税案赞成呢？反对呢？）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疑问、禁止的意思的最重要的成分，都在句子的最后，未免不明确，同时像是意志浮动，到最后还不确定的样子。如中国话那样按着主词、述词、宾词的顺序，恐怕不成。日本人对于席间演说等本领很差，老用“不过呢”、“那么”、“就是”等插进语句中间；这些话什么用处也没有，只不过填空子罢了。这在欧美人大概不会有的。日本人的不能持论，正是日本语语序的结果罢（一〇至一一面）。这里所说疑问助词在句末，与中国语是相同的。

　　次说人格化。Aston说日本人与朝鲜人想象力大不发达，语言缺乏人格化。有知之物与无知之物，神与万有，精神与物象，个人与众人，自己与他人的区别，都很缺乏明了。两国语言都没有文法上的性别，即人称代名词和形容词都是不分性别的。动词也不分人称。阿利安语藉人代名词以表示这种动词的区分；日本语与朝鲜语虽有男性代名词及女性代名词，但都不明示动词的人称。因此两国语言里主语与动词连接的力量是极薄弱的。又因动词缺乏人称，真的被动语气不发达。朝鲜语简直没有被动语气。日本语里也不十分发达，被动可用以表示可能及敬语；这种用法在阿利安语少得很。人称观念的不发达，从人代名词也可见。

　　人代名词多用不指示人称的词。如自称用“ソレガシ”（某），对称用“君”、“旦那”（大人），他称用“彼方”，便是一例。就将这些词儿算入，文章中用代名词的地方还是很少；纯粹的日本文，三面中只有人代名词六个罢了。如译成英文，便非一百个不可。朝鲜语里代名词也不多用。因而两国语言里数的观念，比阿利安语不发达的多。例如两国语言里没有双数dual number，动词形容词也没有可以表现复数的形式，名词的位也与数无关，都可见。这也是主语与动词关系不严密的一个原因。两国语言的名词没有单复的区别，只在代名词里多少有一些（一三至一四面）。Chamberlain说：“日本敬语极丰富，敬语可代替人代名词，又可代替表示人物的动词活用”（一四面）。这当也是人称观念不发达的一大原因。日本的代名词很不少，有些是本国的，有些是汉语里传去的，但省而不用的时候多。保科孝一却说：“日本是离开大陆的岛国，不怕外国侵略，岛内生活极为平和愉快，‘所有’观念不大发达，大概代名词便因此粗疏起来了。”（二三至二四面）

　　次论省略。只省略主语一点，与阿利安语不同。“因为有敬语表示人称关系，省了代名词不怕误解。平安朝假名文学，照例在开端一度表出主语，以下便一概省略。《源氏雨夜的品定》里，主语也大抵省略。这因事实的内容与敬语的关系，了解主语所表示的人格，并无何种困难；将它省去，文章倒简洁些，修辞的价值也增大些。”（二五至二六面）

　　次论口语与文言。德川时代的学者，以为文言崩坏，变为口语。如文言上二段、下二段的动词崩坏了，便成口语里的上一段、下一段了。著者说文言体自然崩坏的事是没有的；倒是口语有了变化，文言是要受影响的。以本例而论，古代口语的上二段、下二段的动词变成了现在的上一段、下一段动词。这种变化发生于口语之后，文言也会用上一段、下一段活用的。音便也如此。先发生于日常谈话，到了普及于一般口语的时候，自然就影响到文言了。例如Kisaki-Kisai，-Okini-Oini，imijiku-imijiu，Sukikaki-Suigai，K音的脱落是发生于口语的一个音便的现象。这个现象普及于一般口语的时候，自然便影响到文言；文言便也渐渐将这个变化行开了（三〇面）。

　　次论音节。日本虽有单音字，但是少数，大部分是二音以上的。日本单语构造与中国语斯拉夫语之子音多于母音者不同，而与意大利语之多含母音者相似。音节构造虽然简单，可是说话及歌谣舒长而不急促。著者竟然说：“用这样语言的日本民族的气质，自然平静明朗的。”（一六面）又叠语与对句也是日本语的特征（一六至一八面），与中国语相同。

　　二　小林好日《日语文章论》（一〇九至一二六面）

　　本文诚如著者自论，是个未成品；其原因在硬用西洋理论及文法范畴来讲日本语句的结构，而一面自己也不信其合式，所以便不免浮光掠影的毛病。但文中也有几处值得注意的。

　　第一判断句与非判断句。如“雪ハ白ィ”（雪是白的），整个儿是论理的判断；“雪ハ”是判断的主题，“白ィ”是叙述语。表现判断时，总用助词ハ字的。这叫做“对极关系”。像“强的国家”或“纸及墨”、“笔、墨、纸”那样从属关系或同位关系的连语，叫做“同极关系”（一一一面）。但“子供ガ鸡二食耳ヲヤッティル”（孩子拿食物给鸡）一类句子，却不算“对极关系”，因为这只是知觉作用，而不是判断作用。这里只有直观。直观虽也可作判断的对象，但须将句子变为论理判断的形式，如说“目前，光景ハ”（目前的情形是）云云，这一来判断的对象便清楚了。在本例里，“子供ガ”、“食耳ヲ”等是动词“ヤッティル”的主体及客体（宾语），是从属于动词的补充成分。动词所说明的概念，只是他的主体（目的、标准）的事物的属性概念。所以在这种句子里，主词是从属于述语的；那么，整句便是同极关系了（一一二至一一三面）。

　　第二语序。语中成分有四：主语，述语，宾语，修饰语。定他们的关系的，一是语序，一是助词。如John struckJames与James struck John两句中，主宾语的区别，靠语序。但在日本语，像“太郎ハ次郎ヲ打ッタ”与“太郎ヲ次郎ガ打ッタ”两句，就靠助词显示这种区别了。又如中国语那样的孤立语，表示句中各成分的关系，语序是特别重要的。可以说不研究语序就无文法可言。所以中国语称为序列语。“大破敌兵”、“敌兵大破”二句，便只是靠语序区别主语与宾语的。在日本语“敌兵ヲ大ィ二破レ夕”、“敌兵ガ大二破ッタ”，用ガ与ヲ便将主宾关系显明了。日本语里，助词表示句中各成分关系，其重要由此可见（一一六至一一七面）。

　　第三单语的构成。在语句中，单语构成连语，单语连语构成句。看起来好像先有单语，次有连语，最后才有句。其实不然，从发生上说，先有句，次有连语，最后才有单语，这从幼儿的语言可以想见。幼儿的语言不是单语的连结而是声音的连语，如“バうバうバう”是。这种声音是作为句子而结合，以显示全体表象的。这样作为句子发表的声音结合，几个凑起来，便又成了新的统一体；而原来的一句成为他的部分。既成了新句子的部分，就不得不缩短变形。何以呢？因为句子不单是声音与声音的结合，而是声音群的统一，他是与意识内容的统一融合之事实相应的外形统一，他便是这种声音结合。那么，句子作了别的句子的部分时，便成了连语了。而这新句子又与别的句子结合而变成连语，更要缩短变形一回。如此缩来缩去，变来变去，结果便成了单语。这些单语的连结和连语的连结，伴着语言的发达，习用的结果，便成了定形，少有刺戟，立即会再现于意识之中（一一九至一二〇面）。

　　第四和文脉。和文脉是用连语，连锁的延而不断的构成法；句子短，句法简洁，便是汉文脉了。现在人受了欧文的影响，多用短句，但还不能完全避免连锁式而不用。这可以说是日本文章构成法的一种特征（一二五面）。但胜本清一郎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的《日本文学的基础》一文中，却否定这种特征，以为像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芦刈》等只是风靡欧洲的Rocoso趣味的影响（一二六面）。

　　第五文法。著者以为“要作日本语文法，当先看日本人的思想如何表现到句子里，这又非得先归纳的研究事实不可。须广搜从古至今各时代的各种语言资料，将句的组成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之。立足于如此的归纳的历史的研究之上，日本语的文法才能建立起来。在这个意味上，像松下大三郎的《标准日本文法》是有可注目的价值的。”（一二六面）

　　三　吉泽义则《平假名的研究》（一八五至一九五面）

　　抄本上写ィんハ歌用的一种字体，叫做“平假名”。自古相传为空海所作，但无确据。这传说始见于大江匡房的《江谈》：

　　天仁二年八月，日向小一条亭言谈之次，问日假字手本者，何时始起乎？又何人所作哉？答云：弘法大师御作。

　　云云。就古代平假名的形状和文字的性质想，此说不可信。新井君美创自然发达说，伴信友祖述之，著者是赞同的（一八五至一八六面）。

　　平假名之称始于江户时代，古称“女文字”或“女手”。《土佐日记》中只有男文字的名称，是指汉字的；想来也该有女文字的名称以指平假名。参看《宇津保物语》以下的用例，此意很可信。著者反对空海说，从“女文字”或“女手”的名称想，以为平假名是女子作的（一八六面）。

　　《万叶集》时代已过，《古今集》时代未来，这其间是日本文学的黑暗时代。诗文隆盛，压倒和歌。这时代文艺清清楚楚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男性文艺用汉语表现，非用汉字写不成；女性的以日本语表现，写假名（一八六面）。这种分野起因于当时的男女教育法。男子教育以汉学为首。《九条殿遗诫》有云：“凡成长颇知物情之时，朝读书卷，次学手迹，其后许诸游戏”。女子教育，上流社会只学学弹琴与和歌，中流社会则学染织裁缝等作主妇的必要的知识技能，由《枕草子》及《源氏物语》《帚木卷》《雨夜的品定》知之。女子和汉字是无缘的。而且当时还有一种迷信，说女子读了真字（汉字）书，会被人制住（？），见《紫式部日记》（一八七面）。

　　这时候女子就是有汉学的知识，也不能表现出来。她们只专心于和歌，潜思于假名的日本语里。和歌对于当时女子，与其说是趣味的文学，不如说是生活上不可缺的文学。写和歌便非用假名不可。所谓男女的分野不独纯文艺如此，所有笔札，无不判然划分。日记与书简都是这般。女子习于这类文字，渐渐便制出平假名来——不用说，这并不是意识的计划。她们常用假名，有时任其才气，信笔挥洒作草，为求简单，随意省笔。而因不知汉学，不受汉字掣肘，得以大胆自由。虽是大胆自由，但在受过完全的趣味教养的女子的手里，常教趣味性引着走，这便成了优艳的“女手”（一八九面）。

　　“王朝时代”人分假名为五种，见《宇津保物语》。一、“男手”，本用来称汉字（？），后来借称假名的一体所谓“万叶假名”的。这是一字一字离开写的，与连续书者异。二、“非男非女体”，即草假名，通称为“草”，是借用汉字草书之名。（“草”又为假名的总称，对汉字而言。）著名的《秋荻帖》就是这种字。三、“女手”（“女手”也可作为对汉字的假名的总称）。四、“カタカナ”（片假名）。五、“苇手”（一种草书），文中无说，不详。“女手”是假名中之极草者，文字的姿态与笔致都不十分清晰，必是连续书的和歌书简之类，这从“女手”的本质使然（一九一至一九二面）。

　　四　春日政治《片假名的研究》（一九七至二〇六面）

　　片假名作者问题，“南北朝”人明魏法师（藤原长亲）《倭片假字反切义解》序首言之：

　　风闻太古之代，未有汉字，君臣百姓老少口口相传（原注：中略）。而凡国家用文字有真字，有假字（原注：中略）。至于天平胜宝年中，右丞相吉备真备公，取所通用于我邦字四十五字，省偏旁点画作假字。

　　并且说：

　　是故竖列五字横列十字，加入同音五字为五十字（原注：中略）。世俗传称之云吉备大臣倭片假字反切矣，有其口诀矣。

　　那么，连五十音图也成于吉备真备之手了。但片假名不出于一手创于一时是显然的。而五十音图片假名用得多了（古代书写有用真假名的，但用草假名的不常有）以后，将片假名字母综合而成，不会与片假名同时创作。相信片假名是一人一时所作的人，容易相信两者成于同时；又因整理音韵非如真备那样有学识的人不办，因而真备便成了创片假名的人了（一九七至一九八面）。又有白蛾，补注新井白石的《同文通考》，据《以吕波声母传》更说五十音法是唐王化玄传给真备的。

　　近世这种俗传渐渐站不住。契冲的《和字正滥钞》说真备说无证据，说片假名与平假名都是弘法大师作的，释文雄《和字大观钞》对于异体的假名怀疑；他说吉备公是折衷前人所作片假字，集其大成，所以在书中尚有少许异体的假名残留着。伴信友对于假名的研究，最为深广，著有《假名本末》，也怀疑异体的假名，但仍拘于旧说；他以为那些异体是旧体用熟了以后重制的。以上这些人对于异体假名那样贵重的资料，都没有能多多试用历史眼光比较观察一下（一九八至一九九面）。到了明治时代，《文艺类纂》的作者木神原芳野在同书的《字志》里说：

　　片假名原为省文略写，去偏旁以便用。而存于古代书迹中者，其省略初无定法，愈古愈然。是不出于一手而成其体者；其始自何时，不能详也。

　　这也怀疑异体，但否定了真备说，年代的考察，渐已萌芽，比文雄的承认异体的存在是更进一步了（二〇〇面）。

　　享和二年平泽元恺的门下生某拿元恺的《谟微字说》，求村田春海校正。春海因著《字说辨误》。书中“片假字”一条驳元恺“省文无用全书者”说云：

　　如此书说，片假字皆省文而无全字，但契冲将“千”“子”“井”等字当作全字；省文虽多，也夹着全字的。这种全字大概也得叫做片假字，是一定的。片假字原为读书旁训而设，笔画少，书写便利；那么，省笔少的全字自然也可用。虽然全字罕见，但立省文为定则是不成的。

　　“片假字原为读书旁训而设”以下的话极中肯，从前无人说过，真是卓见。山崎美成的《文教温故》也说：

　　就古书之训点（注音并记读法）及点圈中残存之古体片假名而论，曩者旁记字训，以真书点画繁多，遂加省减，此即片假名起源矣。（二〇一面）

　　假定片假名发生于“训点”，想着若就这种“训点假名”加以年代的考察，则片假名的起源发达得明，因而从事研究的，却是大矢透博士的事业。他著有《假名源流考》、《周代古音考》、《音图及手习词歌考》、《韵镜考》等。关于片假名研究，明治四十二年刊行的《假名遗及假名字体沿革史料》是他的名著。该书于平安初期至近世初头的片假名字体沿革，开始与吾人以相当鲜明的概念，并指示各时代片假名字体的标准。但“训点”最初期的资料，即可见片假名发生之始的资料，诸书中尚无之。不过博士继续孜孜的搜集古资料，后来又公布了两三种史料，作为续篇。这些都是从奈良正仓院，“圣语藏”的御藏经搜得的；其中已经有可以窥知片假名起源的好材料了。博士本计划写一本《假名字体沿革考》，可惜没有成书。但他关于片假名发达的调查，可以说是近乎完成了（二〇三面）。

　　见于正仓院“圣语藏”的“点本”，以施于神护景云二年御愿经一类，《持人菩萨经》、《罗摩伽经》及唐写《阿毗达摩杂集论》等的“古点”为主要材料。其中景云愿经一类似乎是最古的施点，这些古点本共同的特征是，假名的字体常以真假名（汉字）为本位，略体假名极少。与稍后的假名字体比较，知此种情形属于片假名发达的极初期。这种事实表示“训点”的假名是从记入真假名起始的。论到记入假名的方法，字形大，是特征。有些（如《持人菩萨经》）只以大字将助词嵌入本文中。而将助词嵌入本文中，并将实词的音训记于栏外的也很多。本文中避免记入假名，是因为汉字小了书写困难；要将汉字记注在行间而不点污本文，是很难的。那么，要是多将假名记入行间，字形就得小，因而便有了省文假名增加的情形，如《罗摩伽经点》便是的（二〇四至二〇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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