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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的欧化


  ——谷崎润一郎《文章读本》提要

  (一)本书著者是有名的小说家,议论平正,略偏于保守。《论文调》一章说日本文章可大别为“流丽”、“简洁”两派:前者即《源氏物语》派,也就是和文调;后者即非《源氏物语》派,也就是汉文调(一六三面)。著者说前一体最能发挥日本文的特长。从前人称赞文章,惯用“流畅”、“流丽”等形容词,以读来柔美为第一条件。现在的人气味却不同了,喜欢确切鲜明的表现,这种表现法便流行了;他希望要稍稍使流丽调复活才好(一六二面)。所谓确切鲜明的表现固然近于汉文调,还受了西洋文的影响。著者反对西洋文的影响,他是个国粹论者。

  (二)书中反对西洋化的话,随处可见。他说现在的口语文并不是照实际的口语写的,现在的文章似乎是西洋语的译文,成了日本语与西洋语的混血儿。实际的口语虽然也渐渐染上西洋臭味,可还保存着本来的日本语特色不少(二五一至二五二面)。又说现代人好滥费语言,也是西洋人的癖好。小说家、评论家、新闻记者等以文为业的人,所写作的也竟有此倾向。西洋人爱用最上级的形容词,如all must等,日本人从而模仿,于没有必要时也用。著者说:“我们祖先所夸诩的幽邃慎深之德,便日渐消失了。”(七二面)

  (三)他举过一例,指出现代文与古典文有三个不同之处:一是省略敬语,二是句读显明,三是有主词(一五六面)。古典文如《源氏物语》,正要句读不显,造成朦胧的境界,其柔美在此(一五二面)。著者本人的文章也学这一派;他的点句法并不依照文法的句子而要使句断不明,文句气长,如用淡墨信笔写去的神气(二三二面)。又日本语的句子,主格是不必要的(八〇面)。他说有个俄国人要翻译他的戏剧叫做“要是真爱的话”的,觉得题目很难翻。到底谁爱呢?是“我”?是“她”?是“世间一般人”?要而言之,这个句子的主词是谁?他说按戏讲,主词可以说是“我”;可是按理说,限定爱者是“我”,意味未免狭窄些。虽然是“我”,同时是“她”,是“世间一般人”,是别的任何人都行:这样气概就广阔,令人有抽象感。所以这个句子还是不加主词的好,他说,尽量模糊,于具体的半面中含有一般性,是日本文的特长;关于特别的事物的话,可以有格言与谚语之广之重之深。要是可能,翻成俄文,也还是不用主词的好(二七四至二七五面)。他又举李白的《静夜思》说此诗能有悠久的生命,能诉诸任何时代任何人的心,原因固然很多,而没有主词,动词不明示“时间”这两件事关系甚大(二七六至二七八面)。

  (四)著者是不看重文法的。他说:“文法正确的未必是名文;别教文法拘束住罢”(七八面)。况且所谓日本语的文法,除动词助动词的活用,假名用法,系活的用法以外,大部分模仿西洋,学了实际上没有用处,不学怕倒觉自然(八一面)。即如动词的时间规则,日本语也不是没有,可是谁也不去正确的应用(一九面)。他说现在日本中学校都有文法的科目,因为学生说本国话虽无特别困难,但写文章却和外国人一般,须有规则可以据依。而现在的学生虽小学校的幼童也用科学方法教育,从前私塾里非科学的教法,如无理的暗诵朗读,他们是不服的;他们头脑已习于演绎归纳,不用这种方法教,是记不住的。先生也觉得这么办有标准有秩序,所以现在学校里教的日本文法,实是为了师生双方的便利,将非科学的日本语的构造,尽量装成科学的,西洋式的。强立许多“非如此不可”的规则,如无主词的句子是错误之类(八三至八四面)。但他说来说去也还是只能承认,在初学的人,将日本文照西洋式结构,也许容易记些。但这只是一时不得已的方便法门,到了相当的程度,就不能再用这种笨拙的办法,须将因遵照文法而用的烦琐的语言竭力省减,还原于日本文简素的形式,这是作名文的秘诀(九一面)。但还原怕未必是容易的事罢。著者颇赞成私塾的朗读法,引了“读书百遍意自通”的谚语(三九至四〇面);但口语文不适于朗读(四四面),私塾的朗读法终于是不行的。

  (五)主词的有无与敬语有关。用了敬语的动词助动词,便可省略主词而不致混淆,以造成复杂的长句(二六七至二六八面)。所以敬语的动词助动词不仅有表示礼仪的作用,并且是补救日本语构成上的缺点的利器(二六九至二七〇面)。著者说今日阶级制度撤废,烦琐的敬语虽已无用,但是敬语决无全废之理,因为敬语在日本国民性及日本语的机能中有着很深的根据的缘故。现在人已将昔日的书简文中相似的动词助动词应用于日常的口语里,便是一证(二六八至二七〇面)。敬语不限于动词助动词,别的品词中也有,尊称便是。如“颜”上加“御”字,便可省说“你呢”、“你的”;其省略作用正同(二七〇面)。但现代口语中虽用敬语,文章中却不多用,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文人相信文章不是对面说话,而是向公众说话,所以叙述时不愿将个人的感情参在里面;再说留给后世人看,即使对于尊敬的人的事,也当取科学者的冷静态度。著者的意思,有些书里不妨参入一些亲爱敬慕的感情,如子侄记尊亲的事,学生记先生的事,妻子记丈夫的事,仆婢记主人的事等。就是本书著者“对于诸位先生也在用着某种程度的敬语”的(二七一面)。著者《论文体》一章中,将日本口语体分为“讲义体”、“兵语体”、“口上体”、“会话体”四类(一八二面)。“讲义体”去实际的口语最远,而与“文章体”相近(一八三面);演说时讲书时都用此体,现在普及于一般日本人的口语文大部分是这个。“讲义体”可以说就是现代文(一八五至一八六面)。可是“讲义体不适于多用敬语”(二七二面),著者的意思怕到底不容易多多实现。

  (六)著者论“会话体”的特长有四:一、说法自由,句末用名词用副词都成,不像别体有死板的句式。二、句终有音的变化,即表示口气的声音。三、可以实际的感到作者的语势,想象他微妙的心境与表情。四、可以辨出作者的性别。著者主张论文与感想文等皆可试用此体,小说更不用说(一九三至一九四面)。但是近来年轻人将他们自己平素随便的发音移写入文字里,如“シュヰタ”作“シュタ”之类,而小说家于叙述的文字里也流行这种错误的用法。著者认为是可慨叹的(二六一面)。其实音的变化也是自然的趋势,一两个人是挡不住的。

  (七)本书论文极重含蓄,可以说自始至终只说了含蓄一事(二七四面)。《论品格》一章,有论古典中人名一节,著者开头就说:“我们以直述活的现实为卑下,言语与所表现的事情间必须隔着一重薄纸似的,才觉着品高。我们是这种国民。”他举《伊势物语》中的插话,总以“昔有一男子”句起始,而决不记这些男子的姓名、身分、住所、年龄。又这类书中记女人的名字,多只写一个“女”字。见于《源氏物语》中的“桐壶”、“夕颜”等名,也并非女人们的本名,而是借房室或花的名字以称之。著者说:以“物语”而论,若用女人们真名,就对她们失礼了。对于男子,也多避记真名,而以其官职、爵位、住所邸宅的名称间接指示之。这样,述情写景就能“如隔薄纸一张”了。他说,真实虽可贵,但写得太显,便教人觉着如在人前露出胫股似的了(二四九至二五〇面)。

  (八)他又以含蓄解释日本语语汇的少。在日本语里,陀螺或水车转,地球绕着太阳转,都用“マハル”或“マゲル”两字;前者是自转,后者是绕着别的东西转,在日本语却不分别。中国语里相当于“マハル”或“ラグル”的字,可就多了,如“转”、“旋”、“绕”、“环”、“巡”、“周”、“运”、“回”、“循”等,意义皆略有不同。他说,这是日本语的缺点之一。从前日本人取汉语以补充自己的语汇,现在又取欧美语,这是很对的。但是他又说语汇丰富起来了,便过于依赖言语的力量,过于好说话,而忘却沉默的效果,那就不妥当了。他说日本语语汇的缺乏,不一定就是日本文化劣于西洋或中国,他宁以为这是日本国民性不好说话的证据。自古中国与西洋都有以雄辩著闻的伟人,日本的历史上就没有这种伟人。他说日本自来的风气是看不起能辩的人的。他说因为日本人正直,贵实行,不爱巧语花言,又性不执拗,对于一件事不愿意烦言。他说日本人有十分实力,自己只觉着七八分,叫人看也只七八分;这是东洋式的谦让之德,与西洋人正相反。又说优劣暂不必论,而由此可见日本语的发达,不适于多言,并非偶然(五四至五八面)。著者论述此意,占了三面半的地位,才真是雄辩呢。

  (九)可是日本人依赖言语的习性,到了记述西洋输入的科学哲学法律等学问,就发生困难了。这些学问在性质上必须细密正确,非处处写得清清楚楚不可。但日本语的文章却怎么也不能如此周到的。著者说他常读日译德国哲学书,许多处问题稍深入,就常会不懂。这固然也是哲理本身的深奥,而日本语构造不完备却是主要原因。自古以来,东洋关于学问技术的著述也不是没有,但都以难言传的境界为贵,以写的太露为嫌。徒弟教育时代,弟子直接受先生口传,一面受先生的人格陶冶,自然领会,并不全依赖书。这样看来,日本文章不适于科学著述也是当然的了。现在日本的科学家解决这种不便,大概以参用“原语”为主。他们讲书,在日本语里挟上非常多的原语,发表论文,既用日本文,同时又用外国文发表,而以外国文体为标准。他们的日本文在具有专门的知识及外国语的素养的,虽然看得懂,在常人简直茫然。体裁虽说是日本文,实在是外国文化的东西。这种外国文化的东西要比外国文还难懂,实际上说,翻译文在没有外国文的素养的人才是必要的。日本的翻译文,没有一点外国文的素养的却看不懂。那有什么用呢?(七二至七五面)

  (十)但日本语这种缺陷该怎样补救才好呢?这不仅是文章的问题,而是由于思想方法,长时间养成的习惯,传统气质等等。就眼前而论,不适于用本国国语发表的学问,不能真算是本国的东西。著者说:“迟早我们得创造适于我们自身的国民性及历史的文化式样。”他说,今后不可单模仿西洋人,非得将从他们学得的东西与东洋的传统精神融合起来开辟新路不成(七五至七六面)。著者相信他们立在文化的前头发挥独创力的机运已经到了(七六面)。但是谈何容易呵!

  (十一)从以上种种看,在创造中的日本语的问题,颇跟在创造中的中国语的问题相像。这也难怪,日本语在构造上虽与国语不属一系,但在文化及表现的样式上,却是差不多的。日本语所受汉文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又日本维新在别的方面进步很快,但在语文方面似乎并不如此。我们和他们至多也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罢了。所以谷崎的议论很足供我们参考。但他的意见究竟过于保守,在这个时代,讲Tempo,讲Speed,人心忙迫而忘却悠闲的这个时代(一四四面),怕不合于实际罢。

  原书于1934年(昭和九年)出版,本文作于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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