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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底。在私塾里读过《左传》,但别的经传便不能成诵了。我没有跟从过名师,只有一位黄晦闻先生是我大学里的国文教师,他教的是古文,没有给我什么影响。但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乱看书,特别爱看古书。象《古诗源》、《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一类的书,都看得很起劲。记得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一位同学买到了一部刚刚出版的《古今文综》,厚厚的四套,我欣羡之极,便向他借了来,日夜的看,并将其中有关“文学批评”,即论文的部分,辑了出来,钞成“论文辑要”二册。这二册至今还保存未失,可算是少年时代的可纪念的东西了。这样地象盲人骑瞎马似的“无师自通”的研究,浪费了不少时间和力量。在对于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尤为“独学无侣”。那时,我在上海,这一类的书是图书馆所不收的,一部部都得自己搜集起来,因此便养成了喜欢买书的习惯。后来到了北京,遇见马隅卿诸先生,方知道从事于搜集小说戏曲的,在北京还不乏同道的人们。

  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但限于学力,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地探究过,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所以,过去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一九三〇年以后所写的东西,比较地有些新的观点,象《元明之际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净与丑》等篇,虽然不免有些偏激,甚至有些“借题发挥”,但倾向是好的。我曾经把这些论文,编成了五本集子:《中国文学论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佝偻集》出版于一九三四年,《短剑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困学集》出版于一九四〇年。还有一部《秋水集》,已经编好交给书店,但它始终不曾出版。此外,没有收入这几个集子的文章也还有不少篇。

  现在,把这五个集子里所收的,和在这五个集子以外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一共有八十多篇,编为这个新的集子:“中国文学研究”,重行印出。这个集子共分为六卷。

  第一卷是古代文学研究,以有关《诗经》的论文为主,而附以《民族文话》。

  第二卷是小说研究,以《水浒传》、《三国志演义》、《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岳传》及“三言”、“二拍”等的文章为主。

  第三卷是戏曲研究,以有关元代杂剧、《西厢记》以及《词林摘艳》、《琵琶记》等的文章为主,并附《缀白裘索引》。

  第四卷是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以有关词、散曲、民歌、变文、宝卷、弹词与民间故事等的论文为主。这里边有好几篇文章的观点是互相矛盾的(象讨论大众文学的几篇),但“过而存之”,亦足以见自己思想的进展。

  第五卷是中国文学杂论,包括若干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文学遗产的问题,及有关林琴南、梁任公的研究等论文。

  第六卷是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包括《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三篇。

  这样地重加整理一下,对于需要参考这些文章的读者们是颇为有用的,特别是,那几部集子都已经绝版了。

  还有若干篇,因为一时找不到底稿,只好暂时不收入这个集子里了。在这里,可以看出,在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寻找“资料”,是多末艰苦,简直有点象唐僧取经似的。一旦得之,便大为开朗,如果得不到,便黑漆一团,症结就打不开。这和今天的搜集资料,无往不获的情况比较起来,今天的专家们,和即将成为专家的青年们,实在是太幸运了。我的这些文章,表现了我的那些探索的历程。作为专家们的参考,当不会是完全无用的吧。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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