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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7)


  七

  《汉书·艺文志》里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辞》与朱熹《集注》本的《楚辞》,所录屈原著作皆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计之,正为二十五篇,与《汉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对于《大招》一篇,却又题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则屈原赋共有二十六篇。或以为《九歌》实止十篇,因《礼魂》一篇乃是十篇之总结。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数。或则去《大招》而加《招魂》,仍为二十五篇。或则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为二十五篇。但无论如何,这二十五篇,绝不会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怀疑的。《远游》中有“羡韩众之得一”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此已足证明《远游》之绝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渔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的开始,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第三人的记载。王逸也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外《九歌》、《天问》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处。我们所公认为屈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者,仅《离骚》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离骚》为古代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二字的解释,司马迁以为“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发展到极点。她是秀美婉约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绝美的锦幛,交织着无数绝美的丝缕;自历史上、神话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被捉入诗中,合组成一篇大创作。

  【王逸(生卒不详),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

  屈原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离骚》虽未必有整饬的条理,虽未必有明晰的层次,却是一句一辞,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各自圆莹可喜,又如春园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实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继而说他自己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当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谗而赍怒”。他“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这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却另有一番情怀。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么样的纯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而慨然的说道:“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这时,他已有死志。他颇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然而他又不能决心退隐。女媭又申申的骂他,劝他不必独异于众。“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他却告诉她说,“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时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象“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他闷闷之极,便命灵氛为他占之。灵氛答曰:“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欲从灵氛之所占,心里又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又告诉他说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蠖之所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他仍不以此说为然。他说道:“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实在的,“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他终于犹豫着,狐疑着,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

  最后他便决绝的说道:“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便又留恋瞻顾而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始终在徘徊瞻顾,下不了决心。他始终犹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后可。到了最后之最后,他只好浩然长远的叹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始终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权变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光同尘,以求达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没有那么灵敏的手腕。他的洁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违反本愿的行动。于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头:犹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后而最好的一条路便只有:“从彭咸之所居。”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于此。《九章》本为不相连续的九篇东西,不知为什么连合为一篇而总名之曰《九章》。这九篇东西,并非作于一时,作风也颇不相同。王逸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其“临绝之音”。其他各篇则不复加以诠次。后人对于他们的著作时日的前后,议论纷纭。《涉江》首句说,“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为晚年之作。《惜诵》、《抽思》二篇,其情调与《离骚》全同,当系同时代的作品。《橘颂》则音节舒徐,气韵和平,当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时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蕴着诗人的矫昂不群的气态了:“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思美人》仍是写他自己的低徊犹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到别地,思念故乡而作的。他等候着复召,却永不曾有这个好音。他最后只好慨叹的说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时所作。

  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据,“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簸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她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抄《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绝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是则朱熹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了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了屈原。

  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娟好的辞语:“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决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苏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么?不知《苏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辞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向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率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那么一个样子的句法来。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海西亚特(Hesiod)所作的《神谱》,或亚甫洛杜洛斯(Apollodom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罢。

  【海西亚特,今通译赫西奥德,古希腊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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