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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弹低调的高手(1)


  ——远悼吴鲁芹先生

  一

  上一次见到吴鲁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国际笔会在法国召开,他从美国,我从香港,分别前往里昂赴会,都算代表台北。里昂的街头秋色未着,高俊的乔木丛叶犹青,不过风来时已有寒意。他上街总戴一顶黑色法国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风衣,在这黑白对照之间,还架了一副很时髦的浅茶褐太阳眼镜;加以肤色白皙,面容饱满,神情闲散自得,以一位六十开外的人说来,也是够潇洒的了。他健谈如故;我们的车驶过萨翁河堤,凉沁沁的绿阴拂人一身,他以怀旧的低调追述夏济安,陈世骧,徐吁等生前的轶事,透出一点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的感伤。当时明艳的河景映颊,秋风里,怎么料得到,不出两年就有此巨变?

  那次去里昂开会的中国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还有代表台北而来自巴黎的杨允达,和代表香港的徐东滨。法国笔会把中国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馆,因此我们好几次见到巴金。有一次,吴鲁芹在电梯里遇见四十年前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面面相觑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吴鸿藻吗?”吴鲁芹叫道:“你不是叶君健吗?”笑了一阵子后,对方说:“等下我来看你。”吴鲁芹潇洒地答道:“好啊,正好叙叙武汉往事。只有一点,你可别向我统战,我也不劝你投奔自由。”这件事,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告诉了我们,说罢大笑。吴鲁芹做人向往的境界,是潇洒。他所谓的潇洒,是自由,自然,以至于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厌烦的就是剑拔弩张,党同伐异的载道文学。这种态度,他与文坛的二三知己如夏济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国际笔会的研讨会上,轮到自己发表论文时,他也就针对这种奉命文学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评。

  里昂四天会后,我们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车去巴黎。之后杨允达又以地主之谊,带我们和徐东滨遍览圣母院、铁塔、凡尔赛宫等地。一路上吴鲁芹游兴不浅,语锋颇健,精神显得十分充沛。只有两次有人提议登高探胜,他立刻敬谢不敏,宁愿留在原地,保存体力。当时羡慕他老而犹健,老得那么闲逸潇洒,而晚作又那么老而愈醇,不料未及两年,对海的秣陵郡竟然传来了噩耗。

  这消息来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却晚了三天:我是在港报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惊觉过来的。吃早饭时我非常难过,咽下去的是惊愕与惋惜,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为中国的文坛。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创作的这条路上,他是我的前辈。中英文的修养,加上性情才气,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才产生得出他那样一位散文家来。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个,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来后,又觉得他那样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为他洒脱的人生观潇洒作结,亦可谓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仓皇回台湾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辗转呻吟之苦,一时悲怆无奈,觉得长寿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吴鲁芹说走就走,不黏不滞,看来他在翡冷翠梦见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笔。

  现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边,当然也与夏济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后有另一度空间,另一种存在,则他们去的地方也颇不寂寞,而左邻右舍也非等闲之辈。也许阳世眼浅,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吴鲁芹对于大限将至似乎早有预感,去年四月他发表的一篇散文,已经对身后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鸿毛只等闲——近些时对‘死’的一些联想》,当时我在《明报月刊》上读到,就对朋友说,这是一篇杰作,也是吴鲁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忆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约在我们法国之会后两个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过不了几天,却又安然无恙了。”他说当时他被抬进医院,心情颇为恬静,并无不甘死去之念。他说:“曾有人说,一个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错了。花甲之后的‘余年’是外赏,是红利,是拣来的。”接着他对死亡一事反复思维,并且推翻司马迁所谓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认为此事只有迟早,却难分轻重,最后他说:

  至于我自己呢,对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于菲薄贱躯轻于鸿毛。所以对泰岱鸿毛之说,完全等闲视之。然人总归不免一死,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见芸芸众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宽延速朽的时限的,谁不是枉费心机?谁不是徒劳?

  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风,表现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态度,毋宁更近于人性。我尤其喜欢他那句:“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要人洁白无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动辄得咎,呼吸困难。只要不是存心作恶,则“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更是宽己而又恕人,温厚可亲,脱略可爱。

  二

  初识吴鲁芹,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交朋友有点随缘而化,他,却是我主动去结识的。那时我初去台湾,虽然还是文艺青年,对于报上习见的八股陋文却很不耐烦。好不容易有一天在新生副刊上读到署名吴鲁芹的一篇妙文《谈文人无行》,笔锋凌厉,有钱钟书的劲道。大喜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响应,并且迫不及待,打听到作者原名是吴鸿藻,在美新处工作,立刻径去他的办公室拜访。

  后来他发现这位台大学生不但写诗,还能译诗,就把我在《学生英语文摘》上发表的几首英诗中译寄给林以亮。林以亮正在香港筹编《美国诗选》,苦于难觅合译的伙伴,吴鲁芹适时的推荐,解决了他的难题。这也是我和林以亮交往的开始,我也就在他们亦师亦友的鼓励和诱导之下,硬着头皮认真译起诗来。这段因缘,日后我出版《英美现代诗选》时,曾在译者序里永志不忘。

  一般人提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那一班作家辈出,常归因于夏济安的循循善诱。夏氏中英文造诣俱高,在授英美文学的老师里,是极少数兼治现代文学的学者之一。王文兴那一班的少壮作家能得风气之先,与夏氏的影响当然大有关系。不过夏济安的文学修养和他弟弟志清相似,究以小说为主:我常觉得,王、白那一班出的多是小说家,绝少诗人与散文家,恐怕也与师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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