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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如开芝麻门(1)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麤记可以休。”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当然不喜欢读书。刘邦也不喜欢读书,甚至也不喜欢读书人。不过刘邦会用读书人,项羽有范增而不会用,汉胜楚败,这也是一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而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一个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说什么真话,就凭他读过几本书的“成分”,已经忧患无穷了。

  这种“读书有罪”的意识加于读书人的身分压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也感觉得到。海外的知识分子里,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读过几本书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他们尽量低抑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几个十九世纪的老名词来贬低其他的知识分子,以示彼此有别。

  其实在目前的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早已愈来愈难“划清界限”。义务教育愈来愈普及,大众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会教育,而各行各业的在职训练也不失为一种专才教育,所以在年轻人里要找绝对的非知识分子,已经很难了。且举一例,每年我回台北,都觉得出租车司机的知识水平在逐渐提高。从骆驼祥子到三轮车夫,从三轮车夫到今日的出租车司机,这一行在这一方面显然颇有变化。其他行业,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国大陆,从以前的批斗学者、红而不专、焚书锁书、白卷主义,到目前的鼓吹尊重知识分子,要干部学文化,要人民学礼貌,要学者出国深造等等,也都显示了反知主义的重大错误。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要是把读过书的人划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使它和其他的人对立起来,甚至加以羞辱、压抑,绝非健康之举。

  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们的亲身经验,也不妨多听听别人对相似的经验有什么看法,以资印证。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识爆炸的现代,书,是绝对读不完的,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则一味多读也并无意义。古人矜博,常说什么“于学无所不窥”,什么“一物不知,君子之耻”。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多通人,即所谓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纪末年,培根在给伯利勋爵的信中竟说:“天下学问皆吾本份。”现代的学者,谁敢讲这种话呢?学问的专业化与日俱进,书愈出愈多,知识愈积愈厚,所以愈到后代,愈不容易做学问世界的亚历山大了。

  不过,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能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新知识往往比旧知识丰富、正确,但是真正的智慧却难分新旧。知识,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却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部书:圣经。米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他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米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的吧。

  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他所谓的重要的书,正是我所谓的智慧之书。要考验一本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古人的经典之作已经有时间为我们鉴定过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经得起一读再读。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里寻常见”,我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赵翼的话“至今已觉不新鲜”,是说错了。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遗,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餐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象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

  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先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为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一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份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为有份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为清晰动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古人所谓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辞上的夸张。“一目十行”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那本书不值得读,二是那个人不会读书。精读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也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精读,那当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读,那就是以该书或该文为评论、翻译或教课的对象。要把一本书论好、译好、教好,怎能不加精读?所以评论家(包括编者、选家、注家)、翻译家、教师等等都是很特殊的读者,被迫的精读者。这种读者一方面为势所迫,只许读通,不许读错,一方面较有专业训练,当然读得更精。经得起这批特殊读者再三精读的书,想必是佳作。经得起他们读上几十年几百年的书,一定成为经典了。普通的读者呢,当然也有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读者的“意见领导”。

  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书也读不完,何况愈到后代,书的累积也愈大。一个人没有读过的书永远多于读过的书,浅尝之作也一定多于精读之作。不要说陌生人写的书了,就连自己朋友写的书,也没有办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没有时间,何况历代还有那么多的好书,早就该看而一直没看的,正带着责备的眼色等你去看?对许多人说来,永远只有很少的书曾经精读,颇多的书曾经略读,更多的书只是道听涂说,而绝大多数的书根本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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