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欢迎泰戈尔的人|恽代英

告欢迎泰戈尔的人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我从来不想到我要研究泰戈尔，亦仅仅读了他的很少的作物[品]；在这有许多比较曾经研究过泰戈尔，而又正热诚地欢迎他，要很恭敬地听受他的教训的人中间，我实在没有资格说话。但是我亦有我对于泰戈尔的认识，也一定有许多人对于他的认识和我不甚相远。若我们这种认识是不错呢，我却以为对于欢迎他的人，应当说几句话：

　　许多朋友说，泰戈尔是诗人，他亦只是一个诗人，他本不自命为一个思想家，他亦并不会想到中国来宣传他的思想。我们若对于这一个远来的亡国孑遗的老诗人，从思想上给他一种恶意的抨击，不是公平地待遇他的道理。泰戈尔若能不宣传他的思想呢，我比较是同意于这种话的。不过人的思想，是不知不觉地都要流露出来的；越受人尊敬崇拜的人，他这种流露出来的思想，越可以发生很大的影响，何况以泰戈尔的思想用他的那种艺术的素养传达出来，他的力量，一定不是可以忽视的事。有不少的人说，这次泰戈尔来华，是几个中国的“玄学鬼”搬来，为他们张目的。泰戈尔个人固然不当加以恶意的抨击，然而因为泰戈尔实在有被人家利用的可能，我们还是不能不对他的思想加几句批评的话。

　　他是一个所谓“森林文明”的印度社会中，一个宗教的家庭所产生的，而又曾经受过喜马拉雅山的森林生活的感化，他相信这森林文明，比欧洲带有间隔性，征服性，区别性的堡垒文明好得多。然而所谓森林文明是什么呢？居于热带的印度，在亚利安人初次侵入的时候，到处都是郁苍的森林，他们可用以作燥旱的屏障，作风雨的遮盖，作畜牧的牧场，作造屋的材料。而且自然，他们亦并不焦虑食物。在这种环境中，人没有什么生活问题，自然可以移他们的精神，去耽无益的冥想，求他们所谓与神调和的梵境。这便成了所谓印度文化。然而这如何怪西方国家不能有这种文化呢？西方的国家，没有这广大的森林，没有这安适的生活，尤其以北欧苦寒的国，人民非勤苦以谋解决实际的生活，他只有流为饿殍。在西方的国家中，既多少不免有实际生活的忧虑，他们的人，不能不睁开眼睛，终日为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打算盘。在那种生产力有限的时候，他们只有走到争夺吞并之一道。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骤然增进了，然而旧来的经济制度，不很容易改变过来。于是这种生产力的增进，不但不能使西方人舍弃争夺呑并的生活，反因为少数人自谋利益，争求海外商场与原料供给地的原故，侵扰到全世界。而所谓森林文明的印度，便首先纳入他们的支配之下了。我以为森林文明，有多少价值，且可以不忙批评；倘若在从前印度的闭关时代，他们因为自然的恩惠，可以不劳而食，于是乎游神于幻想，这亦是他们可以有的权利。不过拿这种文明去责望情形迥然不同的西方国家，这是如何的错误呢？拿这种文明，去陶育已经在西方堡垒文明支配之下的印度人，亦是如何的错误？中国没有像印度的大森林，而且亦与现在的印度同一命运，完全在西方堡垒文明支配之下了。当前的，是民族的生存竞争，没有时间容我们冥想，而且也令我们没有余暇去存这个与神调和的奢念。要现在备受物质压迫的人，去梦想古代在热带中那种不劳而食的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实在是时间错误了。

　　泰戈尔所谓神，所谓梵，这只是从古以来，一般玄学家的哑谜。我以为所谓神，是不能用智识去求的，不能用言语来说明的，然而仿佛有那样一个东西，而且人都有时能生出感神的心理来，这都是确实的。不过因此泰戈尔如古代哲学家一样，遂肯定神为实在；我们要缄默，神的国才会到来；神等待我们，非常迫切，像失了羊的牧人，思念他失去的羊一样；万物即不存在，大地即坏了，人类即灭亡了，神仍是永远绝对的存在；那却是白日里说呓语了。我且设一个譬喻：古代亦曾经有哲学家，以为一切外物都是观念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不完全的；在他们背后的观念，是完全的。我们说“桌子”，这是一种观念；我们并不是说的长桌子，短桌子，方桌子，圆桌子，他是长短方圆各种桌子的本体。只有这种本体，是实在的；一切长短方圆的桌子，只是这种实在的表现于我们感官而已。这样的话再加些玄学的语句陪衬着，未尝不可以迷惑人的耳目。然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照现今心理学的解释，我们便知道“桌子”这个观念，并不是实在的，并不是在长短方圆各种桌子背后，有一个非长非短非方非圆的桌子的本体。然则何以我们会于长桌子，短桌子，方桌子，圆桌子以外，发生一个“桌子”的观念呢？这只是心理的产物。心理是有求简单的倾向的。他在遇见多种同类的物件时，便自然会发生抽象舍象的作用：抽出相同的属性，而舍去不同的属性，于是成为一种概念。“桌子”只是一种概念罢了。我们由猎犬，家犬，黄犬，白犬等抽出“犬”的概念；由犬，马，牛，羊等，抽出“兽”的概念；由禽，兽，虫，鱼等，抽出“动物”的概念；由动物，植物，抽出“生物”的概念；由生物，无生物，抽出“物”的概念。这些概念，都只是心理的产物，并不是实在的本体。由这，便可知“神”亦不过是一种最高的概念罢了。我们一切物，一切力相同的属性，例如“变易”，与“不灭”抽象出来，赋之以专名曰“神”，或曰“梵”，或曰“玄”，或曰“绝对”，或曰“无限”，或曰“真如”，或曰“本体”，总而言之，无非这样一件事。这样的事，我何以说不能用智识去求呢？因为它只是心理的产物，并不是心理以外有这个东西。何以说不能用言语来说明呢？因为它是一个最高的概念；越高级的概念，外延越广，便内包越狭，那便是说，那相同的属性越少。我们的言语，是全靠用各种属性解说一件事物的：例如我们说黄牛是黄色，有角，迟钝，而有力量；这所谓“黄色，有角，迟钝，而有力量”，全是表明黄牛的属性。最高的概念，除了“变化”，“不灭”以外，几于没有属性可说，自然有言语不能形容之状了。何以说仿佛有那一个东西呢？概念虽似心理的产物，因为它成了一个个体，而且用一个名辞来表示它，便会被人误认为独立的实在。何以说人都有时能生出感神的心理来呢？这只是人的心理求简单的倾向所使然，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然而泰戈尔因此误认神是实在；我们要缄默，神的国便会到来；神正在等待我们；居然说成懔懔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样子，那却是着迷了。至于万物毁灭，神仍存在，这亦是不明白神只是万物（包力）的最高概念。譬如我们说，天下各种的犬一齐消灭了，然而“犬”的本体，仍然存在；这非到玄学家那样的程度，决不易了解这句话。

　　泰戈尔所谓从欢喜中牺牲小我，以增大加强自我的生命；所谓为自我的想生，必须不断变化，更新其姿态，所以不断的死，即是不断的生；所谓一切的恶与不完全，都只是向着善与完全的一步一步的梯子；所谓我们向着目的地走，一步一步的便已分享了达到目的地时的欢喜；所谓法则的束缚，与所要求自由的程度成正比例；所谓我们自己的生命，无限扩大，到以宇宙万有为自己的意识，就是我们生命的实现等语：都不是没有价值。不过可惜泰戈尔是把这些话文艺化了的，正如说八大行星恋爱着太阳，围绕着它，永远不停止的旋转一样的话，虽然不一定是错误；然而若真信为八大行星要与太阳在哪一天，哪一个礼拜堂里，行结婚礼，那却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伯了。实在的事实，是人是有活力的，这是万物的通性。他们都是本于一种冲动的力量，求适应于他们的环境。同时，人的生活，不只是为着个己的小我方面；他们亦先天有与同类的共生的天性。所以他们的有同情心，愿意为社会为种族努力；与他们愿意自私，为自己，是同等而自然的要求。因此，人倘若能满足他的社会性的要求，以至于能感觉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光景，他自然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然而人所以每每不能不为自私而忽略同类的，这还应是这种经济制度使人不能尽遂其生的原故。非能刻苦勉强的人，他不能饿着肚皮为同类努力，然而刻苦勉强，断非尽人所能的事。于是自私心遂战胜了为同类的心理，于是有各种的罪恶。这种情形既普遍于各处，饿肚子的人，又要怂恿煽惑饱肚子的人，利用他们自炫好胜的心理，拥戴为各种首领，以相互战斗起来。在这种人中间，高唱“爱与光明”，想唱给谁听呢？我们要想生，必须不断变化更新其姿态，这诚然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所以必须更新我们社会的姿态，要打倒互相勾结的国外资本主义与国内军阀，我们要向善与完全的目的地，一步一步走上去。什么是善与完全的目的地？那是说，有能使个人不甚忧虑他个体的生活，使他有闲暇发展他爱社会爱种族的天性，这才是自渡渡人，使全人类都可以享受生命的实现的惟一法子。倘若人类都可以回复到从前闭关的印度大森林中过生活呢，我以为总要比现在这种互相杀戮的好。然而印度的森林生活，已经被比较没有森林的西方堡垒生活者所打破了。全地球的森林，久已不足掩复全地球的人类。现在决不可以还梦想有回到森林间去的日子。然而现在我们并不是没有别的希望。机器的进化，生产力的增进，已经可以很丰裕的，供应全人类的要求。不过可惜生产工具还在西方国家少数人手里，他们不肯尽量使用机器的生产力；反之，为他们的利益，常常要限制生产。现在最要紧的一着，是把这种工具夺到全人类的社会手中来；换一句话说，便是要世界的社会革命。能到这样的田地，机器的生产力，可以尽量使用，它可以比印度的森林庇荫更多的人，然后人类可以有余力满足他固有的，自私以外的各种要求。——然而泰戈尔呢，他常表示厌恶西文的机器，只梦想引人类回到森林中间去。这既是决不可能的幻想，却使东方民族革命的精神受着多少不良的影响。

　　对于泰戈尔关于美丑的解释，更不可以不说几句话了。他以为一切事物之中，都是真美，都是调和之美。所谓不美，亦只是不完全的美罢了。他因之以为人生固然不绝的进化与创造，然若我们超越事实，直接以爱感神的时候，却又达到一“绝对”或“真实”之中。这样的话呢，我不能说他是不对；但是若拿他应用到人事上面，便似乎不是人类应说的话罢了。例如武昌人遇着大风的时候，喜欢在黄鹤楼上看翻船；有一天大马路先施公司失了火，许多人走过去了，仍然又回头去站着，看那放出的火焰；实在说，这都有美的意味在其中呢。由了这个原故，从前希腊人欢喜看罪人与狮子搏斗，罗马的尼罗皇帝，把罗马全城付之一炬之中。然而试问溺水，被烧，或希腊的犯人，罗马的市民，果然亦会说这是美，或者是不完全的美么？任何丑恶的事，局外人都会看得有些美意。这只因为他是局外人，所以有超越事实的可能。在局中而亦要超越事实来赏玩这个美境，纵是白痴，亦怕总不消想得，会有一个普通人类能跟着他的样子罢！泰戈尔正因为他能超越事实，所以纵然在这个东方民族，正陷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他还感觉得有什么调和的美可言。他只要每天冥想三小时，纵然居在英人强压之下，亦可以万事具足。他还会感觉印度的革命民众，是染了西方堡垒的生活的恶习呢！我相信泰戈尔这样一种思想，只因为他是一个印度的世家子弟，而且从小有文名，他原不能设身处地的为那些肝脑涂地的印度民众着想。他以为印度民众，都能有他的家世，都可以有每天冥想三小时的余暇，所以他唱出他的“爱与光明”的歌来，他对于压迫阶级既知厌恶，他何以不为被压迫者想法排除那种压迫而只求超越那种压迫呢？英人的蹂躏，印度人的穷苦游离，果然亦可以成为美之一种，至少亦是不完全的美之一种么？倘若不然，请问何以自圆其关于美丑的学说：欢迎泰戈尔的人们你们能否超越事实，把国外资本主义与国内军阀的惨酷统治的事实，认为一种美，一种不完全的美？

　　我对于泰戈尔的认识是这样，所以我对于泰戈尔的批评是这样，我并没有何种恶意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世界有名的老诗人，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许多玄学家所有的思想，我今天只是借题发挥，批评玄学家这一类的思想罢了！我惟愿我错认了泰戈尔！我惟愿泰戈尔在中国，决不至于发出我预料他所要发出的论调来！果然那样，我愿担任轻慢远客，无识荒谬的罪名。

　　倘若泰戈尔的思想，究竟只是我所说的那样呢，我很盼望欢迎他的人，要认清楚，不好过于盲目地崇拜他。我对于文学，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但我读泰戈尔的小说，也很觉其有味，自然难怪一般研究文学的朋友要推重他。然而，错误的意思，用好的文学手段传达出来，我真不知要怎样批评他才好！我想：倘若一般文学家，都能把泰戈尔所说的一切当作“月亮羞颜”，“星星跳舞”等，孩子们心思的有趣味话看待，或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罢！为保全泰戈尔的今名，我希望永远不要有人，再说什么“泰戈尔的哲学。”

　　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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