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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光祈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光祈:

  昨天晚饭过后,想了一大堆心思,烦闷之极。出房门不几步,便有校中传达送了几封信来。中间有一封,是舜生转你的信。你的信中间问我:“你主张加入旧职业界,你也觉得有勉强迁就之感么?”朋友!我真有无穷的勉强迁就之感,我正为这堕入烦闷中了呢。

  实在我从去年便很感觉旧事业的不足为,自己理想事业的不可不创办。我去年到此处虽承他们大家好意,处处与以优容;我终想得是闹码子,混饭吃,无聊之极的事。有一次沉闷之极,便草了一首《一刹那的感想》:

  昨天蓦然地想起来,这魂魄还不曾有个地方安放。这漂零的生活,令中心[心中]每觉怅惘。

  我待要不努力,眼看见许多天使样的少年,一个个像我样的堕入劫障。

  我待要努力,这罪孽深重的人类啊!又处处的打消了我的力量。

  是我对不住人类么?是人类对不住我么?

  我愉快的灵魂,亦似乎感觉痛苦了。这似乎是我听见了我灵魂的哀唱。

  我知道我应该努力,但我应该有更合宜的努力地方。

  长铗归来乎!何处是我的家乡?

  令我这一颗柔软的心儿,永远的这样系思怀想!

  我说这是一刹那的感想,其实何曾真是一刹那的感想?一天过这种漂零的生活,一天总少不了这一种隐痛。我虽说为我的理想奋斗,但我的理想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有一大部分实现,而我先可要憔悴死了。咳,过这种生活,何曾是我的愿意啊?

  我所觉得的苦痛,并不是说有些地方要牺牲品节,玷辱志气。亦不是说有些地方要妨害我读书求学。我自信在这些事中,我独来独往,不受什么拘牵羁绊。只是我看这种教育,实在看不上眼。我总像不能为同学做点有益的真事。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虽然又赚了钱,又读了书,总觉对不住这几个钱,对不住社会。这都是证明我一向旧事业不足为的感想。

  这里校长的人格,大致我还相信。同事恶习亦还不多。同学明摆着有一部分是大有希望的。把标准悬低点,本亦不是绝对不可以有为。只是我的心总不要我这样想。我总不愿我长久做这样的事。因为(第一)办事人只图各自办事便利,不能为此校立个可久的规模。官立学校职员常会更易,这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办法,我很信不是切实的努力;(第二)居教育者地位的,有些人根本上对教育没有什么信仰,更谈不上研究改进的话;(第三)很少真想为学生做点事的,又彼此理想不同,不肯诚心协商,徒以手段做个面子帐的联络;(第四)教师、学生接触很少,接触时又极不自然。这样所以画了条很大的鸿沟,很难有真正的相助;(第五)因教师不尽得力,而且又常常更换,所以学生功课不能计日成功,结果都为应付课程中英文、数学,惟日不给,谈什么课外自学,课外活动,都是欺人的话;(第六)学生固然有些不向上的,他非真愿怙过,只是自己志气胜不过引诱。教育者不愿,而且亦不能帮助他,以致坐视他辗转争持,结果仍不免堕落于罪恶之中。这真是最可痛心的事!

  你说你主张“有时偶与旧职业界为缘,亦是以这种职业界的事务,与我理想目的相合”。其实这些话在我已久绝了这种念头了。我信旧职业界比较好的,大概亦不过如此校今天情形,究竟决不能与我理想目的相合的。因旧职业界是已成功的事业,需人必多,任人即不能极从严格。因之同事之中,理想,志愿,知识,品格,各各不同。这样从哪里产得出我们的理想事业。况且要一件大点的事能够成功,少不了分工互助;要分工互助,少不了先于同事中有相互的了解。现在旧职业界中,只是以饭碗主义号召聚集一般素不相知的各色人物,从何能做得出与我理想目的相合的事。我真想我今天如遭贬谪,这简直不像是人的世界。你还怕我不觉得勉强迁就之感么?

  不过你说“若是旧职业界中终无实行我们理想的机会,则只有长揖而去,不必再与周旋。”这是本于你“我们的理想事业若无适当机会,我们宁肯不办”的见解。这我却不以为然。我决不是说无论受如何委曲,总要攀附着旧职业界,或者如你所说向这一条路走的许多青年朋友做的事,大概我所谓委曲,便是如我今天这一类的感想。我就情感方面说,真怕这种痛苦我承受不住;就理性方面说,我又硬想我须勉强忍受。因为我究竟想,假定我“长揖而去”,在我个人生活问题,我尽有维持方法;最大的损失,只是家庭最后的安置又须展缓日子;但这都还不算件事。只是我因不作这等不愿作的工,更不知何时能创得出自己愿意做的事来了。我真不敢任性像这样做。

  若仅仅说个人生活,至少我相信我自己诚无就此种职业的必要。其实只要肯刻苦,肯实心去过乡村生活;就如我们大家,正何必还用学补皮鞋、做面包,求这种舍近图远的生活?但肯一个月只要三元五元,或者还不怕无愿做的工做。我所怕的,未必同志人人愿这样刻苦,而且亦未必人人能这样刻苦。譬如我在最近两三年,为敷衍老父,亦求家庭最后安置起见,每月便望为家庭筹一二十元,最好是四十元。这便有些近于不能刻苦。我这样的做法,或有些是未能免俗;不知你或别的朋友作何批评。但我这种做法,还是多半为便利最后的安置,并不如一般人养家的思想。我盼望能这样办下去两三年,家庭便再无我的负担,可以所有的供献社会了。若有为无论什么原因,他不能安于三元五元的生活,不能安于补皮鞋、做面包的生活,他有入旧职业界的必要的;我宁盼望他认清他所就的职业,只是因他个人生计而委曲迁就;不要反自欺的认这是与他理想目的相合。我说句笼统话,旧职业界无论如何,总是不尴不尬的,不会有与我们理想目的相合的事。

  至于谈到办我们理想的事业,我今天本不坚持定要作我们不愿作的工去赚钱做事。但我想这个意见或者究竟是不错。我不知你或有些别的朋友,是不是想着我们但得补皮鞋、做面包,同时自然能得机会,有人帮我们出钱做理想的事。或者当真你们一天抓着皮鞋、面包的职务,便把一切社会活动丢掉了。我假定你们是盼望究竟将来有人很纯洁的出钱帮你们做理想的事。我现在几乎有这种希望了。河南信阳的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我们创办中学。我想同一般理想相同,而向上了解的朋友,下半年起拼着去干(为家庭的款便靠作文稿费),大家只吃饭不要钱。但这件事中间,恐怕还有波折:因为在出钱的人一方面,总有点不肯完完全全的交给我们。所以现还在交涉中。我现在总想要用人家的钱,想人家没有一点尴尬,或者究竟是没有希望的事。结果要做自己的事,终或要自己委曲点去赚钱。所以我想,我究要忍受这种漂零的生活啊。

  若照你说不得已便只顾补皮鞋、卖面包,宁肯不办自己理想的事;但是我相信我是万做不到的。不办自己理想的事,我几于失了我生存的意味了。而且我终不能恝然于一切别人的苦痛。若我补皮鞋卖面包,眼看见许多人辗转于不良的社会、不良的教育之下,其痛苦必有过于今天。因为今天虽然痛苦,还有一点希望,若并这一点希望没有了,那便为人类做事的希望断绝了。我一方面或者太怯懦了,不能自杀,但是一方面却仍须忍受许多痛苦,去维持这毫无意义的生活(不仅社会性不得满足是痛苦;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下,卖面包、补皮鞋的经济生活,仍包含许多痛苦),更令我十分不愿意这样办。你们或者有些人能够到这样无可奈何时,去寄情于那些Disinterested Study[不感兴趣的学问],但我不情愿,而且亦做不到。我只知道要创造少年中国,要创造正当生活的世界。

  而且我亦相信只要我们真能以纯洁的心,结合成个真相了解的团体,大家理想或者还可以更求接近;我们或我们一部分人,如肯为人类这样受一点委曲,赚一点少数的钱,再自己或给别的朋友拼着只要饭吃的去办学校或做别的事;我们本大有自己的事可做。若因自己的孤介,一点委曲亦不肯受,以致补皮鞋、做面包度此一生,对社会却是不经济极了的事。

  我还有一个痛苦:我入学会虽然一年多了,究竟我总把学会的事与我的事分开,这是对不住你与一些同会朋友的。但是我信我实在不能不这样做。譬如我这次对储金的态度,我便很冷淡。无论无目的的储金,我不赞成;便说办学校的储金,我细细想了,亦不愿加入。因为我想便是学会办学校,专找会员来办,亦是一样没有相同理想的,亦是一样不见得能盼望怎样根本改造教育。我细想若勉强迁就的办学会学校,吃力不讨好;又何如索兴[性]在外面赚钱,还可为将来办自己较好的事呢?

  说简单些,若今天真能除了做不愿做的工作,有法子能办自己愿做的事,我亦何曾愿做这种手段、目的分成两橛的事?(若为我自己,一次得一千元或八百元,安置家庭,我便可干干净净将身子贡献得社会)。把手段目的分成两橛,我何曾不是常常因此受良心呵斥,感情鞭笞?只是我想,我们非必不得已,究竟不应丢弃社会,丢弃创造少年中国的事业。何况丢弃它了,这良心仍是痛苦?

  “要作自己愿作的工,要读自己愿读的书,要做自己愿做的事。”富哉言乎!在欧洲的朋友,对于将来生活,能有你说的预计及那样决心。我信对社会纵不能无益,或亦不致有损。我没有一点不赞成。只是我想,第一须问自己这种“洁身自好”的办法,是否能坚持到底。第二须问能“洁身自好”了,是不是仍可同时为社会做事。我盼望的第一莫因为生活或做赚钱的事,投身旧职业界,却自欺旧职业界是与自己理想目的相合。第二莫因不能为社会做事,只好寄情学理,却自欺这是为社会预备更急要更根本的事业。你们以为如何?

  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批评,我对于你始终只说是“人的问题”,不肯自己认错,我原亦不很满意。我想“人的问题”是有的,但所以集合这样些人的,自然要怪发起时办理步骤的不合。这亦应得你负些责任。若自己拟了法子,号召了起来,人家懵懂的信了,失败了,人家吃了亏你却轻轻淡淡说是“人的问题”,未免太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了。其实我于工读互助团的朋友,所知亦很浅,而且有些人的行迹,我亦有点不明白。但是我可以说,他们原亦是向上加盲从而来的。他们身上纵然有些不免社会遗传的毒(我们亦大概是一样),但他们何曾便真够不上做这种工读的事?况且若真他们够不上做这种工读的事,你以后工读互助团的运动,预备选怎样的人去?我猜你要选能完全刻苦的,而彼此又感情融洽的。但真这样,我还不知我们学会朋友有几多人能一同这样办?真要这样办,我亦赞成的。但何必定要办在都市中,如你前次表中所填徒然自取不必有的经济压迫?而且我亦想:合一些可以更有用或可以求为更有用者的人来办这样的手工生活,对社会不是不经济么?

  若说像原来工读互助团的少年,便不够做工读的事,我亦不承认。我想这还怪原发起时只注意加入的人要他厌恶社会,未注意要他反省自身。只注意要他有自给生活,未注意要他有团体修养。而且我到今天不明白的,你发起了这件事,自己便不加入,亦不愿你的朋友加入。你俨然是局外的人。自然内部有益他们身心的事,更无从为力。他们假如是软弱、浅躁,自私而来的,他们不会长进。只有大家愈接触,而愈多现了败象,至于失败而止。

  这是我一年来的经验。利群书社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相近的东西,你在国内时已详告你。在书社服务的,都是我们挑选有几分向上,有几分了解的人。但是经过了一年,我们戒慎恐惧的过日子,还发现许多可以妨碍了解、伤害团体的各个人的性格。我一样不能免。我由这才知反省的不可少,团体修养的不易言。都便工读互助团,纵因团员性格的缺点而失败,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合当的精神帮助。这应有些归咎于你的地方。

  你很不信经济压迫,能力不足,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理由。我真望你早些把在欧洲所考察的,发表出来,以供研究。但以我一年来利群书社的生活,深信都市中作小工商业,实有不免受经济压迫的地方。至于没有能力的少年,必要合起来做工自给,我真想他们牺牲了读书,还不知能否不受生活恐慌。我们还有些朋友,在武昌作各种小工业运动,有的失败了,有的很谨慎,养很少的人,还不过才可维持。我们真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不知你何以这样轻看这些问题?

  你说北京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很为有味。但自然不止铜元四枚,你未曾将房租、衣服以及其他杂费打算在内。我看工读互助团有的朋友,要穿洋装,要带金丝眼镜,大象在北京做教授的样子。自然我亦说实在有些“人的问题”,是失败的原因。但究竟合理的最低的衣、食、住费用,虽不难求,是否定然是他们求得着的,怕亦不是一定的事。果真如你所说,个人生活简直不成问题,何以有些人会成Pauper〔叫化子〕,有些人会卖身子到工厂去?手工定然可以维持生活,何以手工业一天天被机器及资本制度灭绝?我的意思,工读互助团的团员,或者有些不能过最低限度的生活,是他们的错。但他们未必能靠自力谋这种最低限度的生活,或他们未必能在比较合理的方面谋得这种生活。却只以他不能谋得,便怪他们不是,亦嫌不妥。因为我想工读互助团不仅要帮他们求得生活,而且要帮他们求得正当生活。若他们因生活的压迫违背了良心,到有害社会或有害自己的地方去了,这虽求了生活,仍与一般职业界的恶现象无异。自然不是工读互助团发起的意思。

  至于脱离家庭问题,我正因工读的没有把握,所以主张审慎。我说委曲求全,自然亦指委曲而还可求全的说。若委曲而不能求全的,我不敢为他赞一辞。因为他在家庭是坑死,脱离了家庭亦仍是饿死冻死。不然,便为吃饭的问题堕落斫丧。我实在有几个这种爱莫能助的朋友,终于爱莫能助而已。

  我想你对这个问题,有几件不曾注意的事:

  (一)不委曲求全的不定是好少年。因为怨望别个是最容易的,反躬自省是最难的。不反躬自省的怨望别个,大概是一般新文化少年共通的病。我看他们究竟软弱,究竟浮浅:

  (二)不委曲求全的不定是能刻苦的少年。因为不委曲求全,与刻苦的性格,全然无关。再我还要说一层,不能刻苦到极度的,不能一定说他是坏人。所以便令这等少年不是坏人,你一定盼望他过刻苦到极度的生活,亦是不定可能的事;

  (三)不委曲求全的人,不定能过团体生活,因为这两件事亦是全无关系。他们这些人虽然不能委曲求全,但他既不自觉团结的必要,许多性格又不合于相互的团结。自然团结组织不起来的,以我的经验,团体生活中要委曲求全的亦时复不免,因为社会是人与人组织成的,所以个性必须受社会化的洗礼。世界上原无全然不须委曲求全的生活。但是我亦可以再加一层:不能过团体生活的,不能一定说他是坏人。所以便令这等少年不是坏人,你一定盼望他过圆满的团体生活,亦是不定可能的事。

  (四)委曲求全的人不定会精神萎靡。因为我说委曲求全,只是不得已的说法,并非真正投降了。少年真能知家庭罪恶,只有越看越清楚;越忍受痛苦,越处心积虑的去避免痛苦。不然,若以一时血气之忿,脱离家庭,或者并家庭的真罪恶都找不清楚,未必真能遂永久的嫉恶。且非经忍受痛苦而不改节,则他日脱离家庭,遇必须忍受的痛苦,是否能不改节,亦系无把握的事;

  (五)能力既充之后脱离家庭,或早些为家庭作个最后的安置,以便自己脱身为社会做事,这不能说无大意义。我想这种为社会的动机,以多的力量为社会,比为自己的动机,以少的力量为自己好多了,有效果多了。

  前三项以工读互助团的已事,已经足以证明。后二项我在武昌便完全这样鼓吹。我与至少六、七个朋友,都预备把最近几年过委曲求全的生活,渐求安置家庭,以便自己献身社会。这几年中间是否会有变志的人,我不敢知,但我不信会有这件事。

  我于孟雄[1]君的行止,不甚清晰。但以他的话打动我的心,诚觉起初发起工读互助团时,许多思虑不曾周到,使有这种失败,你不应只说个“人的问题”便了事。

  你为你所信的努力,我亦极端赞成。只盼望你注意要组织工读互助团,便要自己加入,不可只做个发起人。对于团员,要注意他每人的反省与群众修养,不可只注意叫他不委曲求全。再则我亦想手工业终究或者是事倍功半的不利生活。

  我现想集合中等学生有志向有能力的人,靠办小学为一种工读事业。两三个人,做一个教师的事;一个人的薪水,做两三个人的生活费。这样,便生活无恐慌,读书有时间。这种工作,每每于这种学生还合宜些。自然有人要说这样办小学,太轻蔑教育了。其实现在国内正缺乏好小学教师。这等中学生,比那无聊的塾师强一百倍呢。这种运动本年才开始做。

  代英于宣城第四师范

  原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二期

  注释

  [1]孟雄即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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