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杨效春|恽代英

致杨效春

　　（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

　　效春：

　　六，七信收到，所有的话好得很。你所谈彻底，“底是什么？”尤其是我闻所未闻的当头棒喝。多谢你！

　　但是我可以说，我对于学生自治的意见，到底几与你全然一致。你这并引不起我长篇大论的辩论来。我所要说的。只觉你这所说，还嫌官样文章，所谓白面书生之见。我总笑你谈教育，不能出教育学书本范围，这便又是一例。别的事我都不能嘲笑你。

　　你说我“不向同事方面留心”“使人不肯或不敢和我们互助”、“初则祝他人似我似我，续则便以为他不足与共大事了”。这都是如见肺肝的话。我只有认错。其实我平日作事，本不至激直如此。这一番一则同事李翰青君要利用我激昂的热诚，鼓励同学强烈的精神，以致我自己遂不能自制，竟许多地方圆滑不过来，致略露出马脚。再则亦以同来朋友演说时言辞更失检点，遂引起同事借口爆发。我平日一方虽激直，一方仍圆滑。正如家菊所谓“立言只求针砭现状；各方对我都感些酸甜苦辣的混合味。欲怨不能，欲爱又不愿。”不过恐怕我生性热烈些，所以苦辣的味常多点，如此而已。

　　你问我“你的底安在哉？”几乎问得我茫然。但我细想，我确实是常持怀疑试验态度的。我所谓“底”，不是有什么最后的武断主张。不过即就教育事业说，有几件事是至少暂时能信得过的：第一，教育是要顺着学生生长的原理，使他在心理方面、社会方面得着他合当的发展；第二，教师是为社会为学生，来做那种教育事业的；第三，教育当用试验的态度，求方法的刷新。

　　这或者还说是我个人的教育哲学。但是你亦想想，没有这种理想的人，本配得上在教育界做事么？而且更进一层，有些人以办教育为办公事、教死书，做教师是充西席，或当差使，这亦是见解不同，智愚有别，他有他的底，我有我的底么？果真只见解不同，自然是无话说。真到愚的田地，便要发生他是否配做教育者的问题了。若再进一步，居然到不肖的田地了，你又怎么说呢？老实说，我以前乃至现在一切的圆滑，一方固望人互助，望人似我；一方亦只是这样虚与委蛇，委曲求全，自己保个饭碗，同时盼望或者做点可怜的事而已。你若以为那样是对同事方面的成功，我良心不许我说这样的话。

　　许多谈学校改良的论文，我看了真觉不值一笑。因为他们全然弄错了。他们对于眼前教育实况，全然坐在鼓里，只是读了些书，心中先拟一个理想的社会，再拟一些理想的教师。于是展笔直书，说教育要怎样办怎样办。咳！这只好供杂志塞篇幅，再去满足那些离开事实，只顾play idea[玩的念头]的学生的知识欲望而已。所以一个人真要把他理想引入实际的教育界，便会格格不入，以致灰心丧节，不成为悲观者即成为混世虫。我看见的多了。你真以为这种人终有一天达到他理想地步么？

　　我提倡学生自治，根本便只是因为那是合于我的教育理想；即前说教育要顺着学生生长的原理，使他在心理方面社会方面得着他合当的发展的意思。海内学校，有因学生自治弄坏了的。但是怪谁呢？即就你讲的几层谈谈罢：（一）职教员要行新试验新主张，要得学生同意，延误时日或致不能实行。依我的见解，学生对教师，爱便易信，信便易从。果然爱了信了，将见指挥如意。这中间还得极力求为他们避免轻信盲从之弊才好。若不爱而使信，不信而使从，这果是你所谓练习公民资格，养成学生自尊心和独立精神的道理么？（二）学生滥用权力，使职教员要拍马屁，教课绝对不能严紧。至于什么事情自治会议决了，任何人不得反对，成了学生奴视教员。这倒是一篇理由。但是教职员就不成器到甘于拍学生马屁，甘于受学生奴视，这种人便不学生自治，又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师呢？我于学生自治有句格言，以为“凡事应由学生严格监督职教员，职教员严格监督学生”，我在宣城四师个人便绝对这样做。我一平常教员，敢信同学爱我敬我，而且有几分怕我。没人肯向我作一件非理的要求。因为我没有别的很气，最大的很气是辞职，是拼命。我亦知道有许多饭碗主义的职教员，他们又是所谓适应时世潮流，人云亦云的主张学生自治。所以只要有了自治会以后，便放肆忽略，乃至依阿取容，既坏校务，又供给了学生作恶机会。这种奴隶教员死有余辜，又能怪学生么？（三）学生得了权力，不能或不肯使用，结果到反乱了学校，以至学生任意要求放假，或更换教员；或受煽动闹风潮；乃至嫖赌宴饮，愈演愈烈，这亦是一个好理由。但是我以为正惟学生不能或不肯使用权力，故要用学生自治使他有练习养成的机会，故学生自治是学校的一种教育。学生既得了自治权，终久仍不能或不肯使用他，这仍不是不良的教育者之罪么？中国人对于公众的事，不勤不勇；而学生又浅薄软弱。他们的自治成绩不良，乃至有些越出轨道，本何足怪异？教职员不想为养成民治的国民，不可不悉心斟酌的辅掖指导；却熟视无睹，甚至任他嫖赌宴饮，反立于旁观发无责任的讥评，这简直是教育界的蟊贼误人子弟，如何只顾责那些自我未发达的青年呢？

　　你以为你对学生自治与我意见不能毕同，看上文或者你会不那样想了。即以宣城四师而论，自治才在萌芽，校规却着实进步，彼此互相监督的力量亦渐渐大了。不是他们没有滥用权力的地方，但随时予以合宜的节制，实在不曾看见专制学校中所有的些怪事情。我亦极怕后来的人对他们忘记了加以节制；否则节制又不能合当，或者把自治的萌芽又压坏了。得你此信，我宁欢慰无既。

　　不过你后面讲的，各人探险路径，可由自主，大家努力，殊途可以同归的话，我本无可反驳。就字面说，我于同一学校中，杂揉几个理想不合的人，各探各的险，这种办法我很反对。因为这样彼此的力量相互对消，永探不出真路径来。我以为果真理想不同，最好各办一校，各试验各的理想。这样，成绩的比赛，还可看出路径。但就现在教育实况说，这都还是打官话，现在学校中间，有几个人真是探险？真是努力？既很少人知道教育是要试验改进的东西，亦很少知道除了他摆先生架子，混钟点混洋钱以外，还有什么事情。他们对于学生，其实只是路人。对于社会，甚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观念。你以为我要他们齐其步骤，成横队的开步走，咳！错了。我要我理想相同的朋友，到柳林后，齐其步骤，成横队的开步走则有之。因为这样，理想的实验易收功效。至于这种教育界，无论是宣城或别处，我只认为饭碗主义的结合，久未曾把它当做教育。我所做的事，只是尽心焉耳，并无你所拟的那些想法。总之，同办一学校，而教育理想不同，已是苦事，甚至品格志趣亦复不同，而不能不与之为伍，这只有羞恨惭悔，说什么异途同归，以自欺而欺人呢？

　　换过来说，我对于这些职教员并无什么深恶痛绝的心。他们好些都还是世俗的好人。只不知人是什么，教育者是什么，所以他们贻害第二代的人，令我望之侧[恻]然痛心。他们自己不切实向上，把旧眼光来评论新教育的活动，甚至以从前拍官僚马屁的手段，转而拍学生马屁，为一个饭碗，纵容学生作恶，反自己不认罪恶，以这归咎于学生自治，这是如何的聪明呢？

　　我以为把你原信及我此信，即登你校日刊，便用它做战场，索性多引几位参战的人。好么？否则寄舜生[1]为学会月刊用亦可。

　　代英

　　六·九

　　载《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五期

　　注释

　　[1]舜生即左舜生，少年中国学会上海会员，曾负责编辑学会月刊。后来成为国家主义者，青年党头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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