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开展检举运动|项英

继续开展检举运动

　　继续开展检举运动(1)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

　　在目前，粉碎敌人五次“围剿”[1]的决战，已到了最紧张、最尖锐的决定最后胜负的阶段。这一决战的胜负，有决定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与胜利的重要意义。这个时候，动员与领导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加入决战，巩固与扩大红军，动员群众集中一切力量与资源，为着战争前线的胜利，来争取彻底与完全粉碎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这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我们各级苏维埃为了执行与完成这一最光荣的历史的伟大任务，就要最高度的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改善一切工作方法，紧张我们的工作速度，正确地实施一切政策与法令，使苏维埃与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更亲密地联系起来，这样来领导和执行当前的一切战斗任务。

　　在这一最战斗的紧急任务之下，一切工作中不好的现象和坏的分子都要妨碍任务的实现，影响战争的胜利，尤其要警觉的是苏区内阶级异己分子与反革命。他们不仅在下面更加积极活动，以与敌人进攻相呼应，而且必然用各种方法混入苏维埃机关，直接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因此，为了保障目前一切战斗任务的实现，为了使一切工作围绕于战争任务的周围，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妨碍任务实行，削弱战争力量的现象与行为，扫除我们工作中的障碍。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为执行这一战斗的紧急任务，决定继续在各地开展检举运动[2]。

　　继续检举运动，主要的是反对对于目前一切战斗任务的消极怠工，反对退却逃跑，不坚决领导群众斗争，反对将工作与战争脱离，反对对于阶级敌人妥协，反对不执行和曲解一切政策法令，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在这一斗争中，来检举苏维埃机关内的消极怠工的分子，贪污、腐化、浪费的分子，脱离群众、离开群众利益和工作上的官僚分子，退却逃跑、动摇不坚定的分子，包庇地主、富农与妥协的分子，违反法令与破坏纪律的分子，特别是检举暗藏在苏维埃机关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

　　继续检举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在检举与斗争中来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教育工作人员转变工作方式，建立劳动纪律，提高工作速度，节省经济充裕战费，保证一切任务正确的执行，使各级苏维埃更坚强而有力的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充分地执行一切的战争任务。因此，我们在检举与斗争中不仅是反对某一现象或某一坏分子，而且是拿着这一现象与坏分子来做例子开展斗争，教育群众，实际的改善与转变我们的工作（比如反贪污浪费不仅是检举几个贪污分子，而是拿这一事实来教育全体工作人员，什么是贪污浪费，他对于革命的危害是怎样，并实际建立和改善会计制度，实行节省，使一切工作人员热烈参加反贪污浪费斗争，自动的开展节省运动，减少各种费用，订出许多具体的节省办法。这不过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每一检举与斗争中，都要达到这一目的。

　　过去的检举运动，虽在某些检举上（如反贪污浪费、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得着一些成绩，在某些地方（如中央一级瑞金、西江、博生、就同[3]等地）有了相当开展，但仔细检查起来，还没有在全苏区各地更大的开展起来。主要有两个大缺点：第一，是将检举运动变成了消极的洗刷坏分子，没有在每一检举中从积极方面来转变与改善该机关的工作。第二，是只检举而不开展斗争，几乎一般的将坏分子检举出来后，撤职了事，很多群众审判会也变成法庭的公审，只批评了错误，经过群众做一个结论，而不是运用群众公审会来教育工作人员与群众，特别是由这一斗争开展更大的斗争，由这一坏分子的检举更进一步的揭发其他的坏分子与坏现象，普遍将斗争单纯化，不能由这一斗争继续开展其他的斗争，如反贪污的斗争，就不能开展反浪费斗争、反官僚主义斗争。因此，过去的检举运动就不能更大的普遍的开展起来，这是我们在继续开展检举运动中应立即纠正与改善的。

　　检举运动是广大群众斗争的行动。我们不仅动员自己的工农通信员、突击队，来参加揭发一切坏现象与坏分子，来帮助检举的进行，而在某一机关进行检举时，要召集各种会议（如列宁室、工会、青年团及工作人员会等等），报告检举的意义来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检举，举发一切坏现象与坏分子，吸收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来组织检举委员会，发动该机关中的通信员、突击队、轻骑队积极活动，采用一切方法来鼓动和吸收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依靠该机关党的领导与帮助。这样，才能使检举运动成为广大的群众的斗争行动。

　　检举的标准，应当以工作人员为主体。任何机关和部份，任何工作人员，要从工作上去检察他们，每一工作人员的检举，当然要注意他的斗争历史、阶级成份，特别是现在的工作。

　　检举的进行不是普遍的检举，而是首先选择目标，选择最标准的代表来作例子，发动斗争去揭发一切坏现象与坏分子，使检举运动开展和深入。

　　检举运动带着充分的实际教育性质，不仅利用每一事件来教育全体工作人员，而对于每个人的错误，应分大小与轻重，处置上同样要有区别。大的、重的应受检举与做组织上的结论，小的、轻的或偶然的错误，不必用检举方式，或在工作人员会议上或用个别谈话的方式来批评，特别是细心教育与说服他们。对于成份不同，处置也不同。工农群众应着重在教育，阶级异己分子犯了错误的应该洗刷，严格纠正过去检举中没有区别的一律撤职处罚。这是惩办主义，是检举中最凶的官僚办法。

　　边区特别是战争邻近区域，是我们检举运动的工作中心。各省检委[4]应当以大力来领导这些区域的检举工作。每一县、区应该以他的工作最落后、最严重的区、乡开展检举工作的中心。每一县与每一机关的检举，都应以当地情形与工作最严重的现象为检举与斗争的主要目标（如边区县主要的是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对参战工作怠工，对于查田分田运动[5]的检查，洗刷机关中阶级异己分子与暗藏的反革命和侦探等等。如合作社、经济机关，主要的是开展反贪污腐化斗争等等。各县订出检举与斗争的主要目标；在这一主要目标下再联系其他各种检举与斗争），反对一般的、平均的进行检举。

　　对于一切检举应当以当前的一切战斗任务（例如目前春耕与赤少队等等）为主体，离开了当前的工作，那完全失掉了检举运动的主要意义与目的。

　　各级检委接到这一训令后，应当立即组织具体讨论，计划与开展各级检举运动，并将自己的计划与工作，随时按级报告。

　　这一检举运动的成绩，应当以该地工作的转变与开展，为检阅[6]工作的标准。

　　主席　项英[7]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

　　[1]五次“围剿”，指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红军所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作战。

　　[2]检举运动，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1932年底至1934年间进行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检举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并且通过检举，清洗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

　　[3]西江、博生、就同，均为当时所设的县。西江县位于江西瑞金西南；博生县是为纪念赵博生烈士而将宁都改名；就同县方位不详。

　　[4]检委，即工农检查委员会的简称。

　　[5]查田分田运动，即查田运动，是1933年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在分配土地后进行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和财产。

　　[6]检阅，当时用语，含有检查、总结之意。

　　[7]项英，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

　　(1)本篇系项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名义的署名文章，发表于1934年4月2日《红色中华》报第177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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