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2)_王统照

二

　　他抚摸着这新的伤痕，皱皱眉头却没说什么——在平时他这冒失的举动一定要惹得大家大笑。现在只有几个年轻的人咧着嘴儿向着他。

　　“有这样的官！”宋大傻虽是忘不了碰伤的痛楚，却还是要申叙他的议论，“不是官是民之父母么？现在的狗官，抽筋剥皮的鬼！……”

　　奚二叔瞪了他一眼，因为他觉得这年轻的赌鬼说话太没分寸了，在这地窖子中露不了风，可是像他这些有天无日的话若是到外面去乱讲，也许连累了这个风俗纯正的村子。同时，一段不快的情绪在这位安分的老农人身上跳动。

　　宋大傻也明白了这一眼的寓意，他嗤吓地笑了一声。“奚二叔，不用那么胆小，屋子又透不了风，我大傻无挂无碍，我怕什么？不似人家有地有人口，大不成的往后说一句话，还得犯法！我就是好说痛快话，其实我是一个一无所靠的光棍，这些事与我什么相关？酒税也好，预征也好，反正打不到我身上来！可是我看见不平一样要打，一个人一辈子能喝风不管别人的事，那就是畜类也做不到！……”

　　奚二叔被这年轻人的气盛的话突得将喉中的字音咽了下去。

　　陈大爷坐在木凳上提了提家中自做的白棉袜，点点头道：“话是可以这么说，事可不是能以这么办的！这几年的乡间已经够过的了，好好地休息下都有点来不及，何况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逼！谁教咱是靠天吃饭，实在是靠地吃饭啊。有地你就得打主意，吃的，穿的，用的，向上头献的，统统都得从土里出。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了，说也难信，一年比一年涨得快。譬如说自从银元通用开以后，镇上的东西比前几年价高得多，地里的出产——收成就是粮粒落价，不收成又得花高价钱向人家买粮粒，怪！怎么也没有好！不知怎的，鬼推磨，谁家不是一样？除非自己一指大小的地都没得，那样捐税少的下？从这四五年来又添上防匪，看门，出夫，出枪，联庄会，弄得年轻人没有多少工夫去做活，还得卖力气，格外掏腰包。年头是这样的刁狡，可是能够不过吗？做不起买卖，改不了行，还得受！只盼望一年收就算大家的运气。——今年就不行，一阵蚂蚱，秋天又多落了两场雨，秋收便减了五成……”

　　“减了五成，你们自己有地的无非是肚子里不用口里挪。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他们还管你年成好不好？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是按老例子催要，不上，给你一个退佃（这是善良的），到明年春天什么都完了！种地的老是种地，乡下人容易揽得来几亩佃地？……”角落里坐着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痨病鬼萧达子轻轻地说出他的愤感。

　　奚二叔本来早已放下了两手的编插工作，要说话，不想被冒失的宋大傻阻住了，这时他再忍不住，便用右手拍着膝盖道：

　　“大家说来说去埋怨谁？尽管你说，当不了什么。陈大哥，说点老话，这些年轻人记不得了。上去三十年，六七十吊钱的一亩地，二十文一尺棉花线布。轻易连个拦抢的案子也没有，除非是在大年底下。陈大哥，你记得我推着车子送你去考，那时候，我们到趟府城才用两吊大钱……自然这是做梦了。陈大哥，到底是怎么的？你还识字，难道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二十年来东西的价钱都同飞涨一般，乡间，不论是收成不收成总不及以前宽裕，还有上头要钱要得又急又凶，为什么呢？”

　　这种严重的问题迫压得全地窖中的人都茫然了。连颇为晓得外事的宋大傻也说不出来。陈大爷又装上了一袋烟，向石油灯焰上去吸，一点灵敏的回忆骤然使他的脑力活泼起来。

　　“呦！想起了，这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不错，这是个新鲜的解答，把这十几个人的思力引到更远更大的事情上。在他们坦白的心中，这句话仿佛是一支利箭射中了他们的旧伤，免不得同时有一个“对”字表示他们的赞许，虽然有人还没有说出口来。

　　尤其是奚二叔，他从经验中对陈老人的简单答语十分赞同，觉得这是几十年来作弄坏他们的美好生活的魔鬼。在一瞬中，他记起了他与那时的青年农民抗拒德国人修铁路的一幕悲壮的影剧。接连而来的八卦教，“扶清灭洋”的举动；以后是铁路，奇怪的机关车，凸肚皮大手指的外国人，田野中的电线杆，枪，小黑丸的威力；再往下接演下去的是大水灾，日本人攻T岛的炮声，土匪，血，无尽的灰色兵的来往。于是什么早都有了：纸烟，精巧的洋油炉，反常的宰杀耕牛，玻璃的器具，学生，白衣服，……零乱的一切东西随着当初他们抵抗不成的铁道都来了！于是他觉得他们的快乐地方便因此渐渐堕坏下去。渐渐地失去了古旧的安稳，渐渐地添加上不少令人愤懑像铁道似的魔鬼的东西。自然，这洋油，洋油灯，便是其中的一件，然而怎么办呢？二十年来不仅是他的村庄找不出一盏烧瓦做成的清油灯，就是更小点的乡村每间茅屋中到晚上都闪摇着这熏人欲呕的黑焰小灯。洋油一筒筒地从远处运到县城，到各大镇市，即时如血流般灌满了许许多多乡村的脉管……啊！他从这句有力量的话里引起了纷乱的回忆与难言的愤感。略为静默之后，他用右手又拍了一下大腿道：

　　“是啊，这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可也怪，咱们的官老是学他，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手法会迷惑了大家。”

　　“这就是国家的运气了！”另一个在编席子的农人慨叹着。

　　“你小时念过几句书就会发这些又酸又臭的议论。”宋大傻若有新发见似的又弯起腰来，“什么运气！这些年鬼子作弄了人，当官的，当兵官的，有钱有势的，却更比从前会搂了。难道这坏运气就只是咱们当老百姓的应分吃亏？”

　　陈大爷用力吸了两口青烟，又从鼻孔里喷出，他沉着说：“你老是好说摸不着头脑的怪话，真是‘一杆枪’，只图口快。当官的会搂钱，是呀！现在的玩意太多，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告示，大洋钱便从各处都被吞了下去。但为什么这些官儿有这么多的主意？难道说现在的人都聪明了，都坏了？……”

　　宋大傻瞪了瞪他那双带着红丝的大眼，嘴唇方在翕动，陈大爷赶快接着说去：“谁不明白这里头是什么玄虚，谁就得糊涂到底。”

　　这又是一个关子，全地窖子中的听众没得插问的力量了。陈大爷爽性向斜对面的赌鬼直说下去：“人总是一样的人，怎么这些年坏人多？不用提土匪了，管干什么的再没有以前的忠厚样儿，耍滑，取巧，求小便宜，打人家的闷棍。国家的运气坏了，国家的运气坏了，到底也有个根苗？告诉你们一句吧，这全是由鬼子传过来的洋教堂，学堂教坏了的！”

　　在这群质朴农民中，经过多少事情的陈庄长算得善于言谈，他懂得说话时的筋络，应分的快利，与引动人去喝采的迟缓，他很自然地满有把握。因为他与县官，练长，镇董，会长，校长，以及各种的小官吏谈话的时候多，虽然人还老实，却也学会了一些说话取巧的诀窍。

　　于是他又截住了自己的语锋。

　　首先赞同这话的是奚二叔，他觉得陈老头在平常往往与自己说话不很合得来，独有对于这些大事他是有高明见解的。“陈大爷，你这算一针见血！鬼子修铁路，办教堂，是一回事，对于咱们从根就没安好心。办学堂也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地学，好好的书不念，先生不请，教书的还犯法。可是打鼓，吹号，戴眼镜，念外国书——譬如镇上，自从光绪二十几年安下根办学堂，现在更多了。识字，谁还不赞成？不过为什么非改学堂不可？本来就不是好规矩；学堂是教员站着，学生却老是坐着，这就是使小孩子学着目无大人的坏法子。所以啦，那些学生到底出来干什么？从前念过书的当当先生也不行了。这些孩子不愿扛锄，抬筐，更不能当铺店的小伙，吃还罢了，穿得也要讲究些。不就拿着家里的钱向外跑，又有几个是跑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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