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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唐书》(3)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于“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于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苡”,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后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

  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王勃那么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么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么多,为什么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么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么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于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于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么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旧唐书》有孙思邈的传,也引述了这段文字。

  王勃的传记较长。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学者,著有《中说》。“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

  可以说是早熟了,但亦早逝。传载:

  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骆宾王的传记更短,只有四行。内载:

  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搏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

  四杰在当时,就被识者认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中间,杨炯算是比较“沉静”的,还当了临川令,传记里也说: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此如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虽亦开花结果,望其丰满充实,则甚难矣。神童之说,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则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然冲淡谦和,易失朝气。固知此道,甚难两全,实则不可偏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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