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宋人演剧的讽刺性(3)

宋人演剧的讽刺性(3)

　　熙宁十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图，伶人丁仙现（此作见）假为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一人服金紫，熟视之，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之。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又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窃问左右。

　　曰：“为奈河水浅，献图请别开水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语。

　　这正与《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等记王荆公言水利事同。记称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思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刘贡父的杂谑，就近乎从伶人口吻取法而来。至于无所为而为，纯以笑谑为目的，无其他深意的，《绳水燕谈录》记陈尧佐写字事，另是一种风格。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世谓之“堆墨书”。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大幅纸浓墨涂之，以粉笔点四点。问“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正与《贡父诗话》记石介开陈尧佐玩笑相同：陈文惠善堆墨书，与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戏之，政事堂有黑板床长五六尺，石取白垩横堆其上，可尺者。谓公曰：“吾颇学公堆墨书。”陈闻之喜甚。顾小吏舁床出。

　　曰：“吾已能写口字。”陈为怅然。

　　从这类记载上可看出讽刺谐谑的形式，杂剧人用的多与普通读书人所能领会的幽默相通，亦可说对象都是上层社会分子，即反映上层分子的爱憎。若说匕首投枪，这种戏文才真够得上锋利武器称呼。这种讽刺于戏文中存在，于笔记小说中保存尤多。方法上多从《世说》、《朝野金载》取法，《碧云暇》、《鸡肋》是正宗，前者代表有计划的安排人事，褒贬随之，后者代表随手摭拾，无甚目的。然而这个作风容易得罪人，于是用“托古以射今”的笔法来写，《艾子杂说》就近乎旁门。抒情气分较浓重，不过看来也就若很多转弯抹角处，时代一隔绝，读者即不大容易明白内容隐寓何人何事了。

　　这与党忌文禁自然大有关系，近于《铁围山丛谈》指的不肯结舌的故臣名士一种表示。若稍说得明白，即不免降黜，或在降黜后指为怨望，而将罪责加深。近代中国戏剧作者，虽多从外国取得一个剧本内含的形式，也依然还禀承明清传奇搭配角色方法，例有一二丑角，用中层分子身分在剧本中出现，演出时，这些丑角且照例极能吸引观众。可是目的只是泛指某一类型人物，论效果，或转不如宋代杂戏那种单刀直入揪住问题表现有效果。原因是当前真值得说说的，决不会到戏上去，至于一般现象，又好象不用说，为的是我们原本活在一个“讽刺社会”里，对社会有所讽刺，是不大济事的！

　　且既活在那么一个社会中，不谨慎小心，很可能容易犯规矩，或发生比千年前“说韩信”那个人更严重的问题。或使观众因误会出麻烦。这事在宋人做戏时就发生过。《容斋三笔》说：俗呼冕为“天子冠”。范纯礼知开封，有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村人尝入戏场观戏，归途见匠者作桶，取桶戴之于首曰：“与刘先主何如？”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黔无所知以不应为，杖之足矣。”

　　一场谋逆灭族案，幸亏得一个贤府尹代为奏明，结果方打几下发落完事。万一遇到赵师罼，岂不要命。

　　《容斋三笔》和《事实类苑》记的两件事，都与戏中讽刺无关，不过借此可明白一点当时做戏情形。宋代内宴与官家筵会，优伶做戏，笔记所记多为应景凑趣，带点嘲谑性质。然公共场所如东京大相国寺前瓦市的戏，临安中瓦子的戏，或党太尉所见临时缚木为栏当街表演的戏，则似本讲史，“两汉”、“三分”必较多，甚或就同时代取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就正和《唐语林》载辛家大出丧时，孝子擘幕辍哭看《鸿门宴》、《尉迟公大战突厥番将》傀儡戏情景相合，可知还是唐代传来的。原因或是幽默过于精细时，普通人不容易懂。历史场面行动多于议论。易为观众理解接受。

　　至于做戏的不幸碰到党太尉，戏迷幸而碰到范府尹，真是各有气运。

　　现在看戏发迷的人，虽不用担心因为被大街上的箍桶匠告发，捉将官里去。可是写戏剧的，终究得存点戒心，凡事谨慎些，免得出其他毛病，陷人于不义。因古今人心有一点相通处，即实在容易从“娱乐”中取得“教育”是也。另外，讽刺现实，也容易招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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