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宋人演剧的讽刺性(2)

宋人演剧的讽刺性(2)

　　讽刺用之国事，亦有因之成功的，《独醒杂志》记废折十钱事，可作一个好例。和新法推行时郑侠绘《流民图》假驿传上奏，影响新法一样。若用现代人语调，则可谓“艺术救国”，无独有偶。不过当时郑侠却因此充军，触犯新法故也。

　　崇宁二年，蔡元长建议为折十钱，民间不便。优人因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其余。卖浆者以出市未有钱，可使饮浆。乃连食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

　　又大农告乏之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裙被身之物，辄除其半。问之。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蹩足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闻禁内，亦为罢议。

　　这与千年后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抗战以来只闻半通不通读书人常有上“万言书”的，内容多拘迂不切事实。虽不切事实，这些闭门造车的纲要计划，有时却又居然在一离奇机会中成为国家功令。行不通，办不动，批评得失虽照例可由报纸社论负责，其实社论也说不了什么。即说出，又等到上面从舆论反映来更改法令时，已到民不聊生程度，欲补救也来不及了。至于做戏的，可不大注意到对于这类问题抗议。

　　即抗议，效果一定更慢，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做戏的不仅大胆，而且头脑实在还聪敏灵活，许多事亏他想得出，做得到。如《齐东野语》记三十六髻事。

　　宣和，童贯用兵败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

　　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懒梳髻。”至童氏者则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讽失败者，黠而趣，恐亦唯宋代杂剧人有这个本领。

　　当时作大王将军的，大致有好些都是材不当位者，只是因缘时会而上台。所以用大王将军为讽刺题目，似乎竟特别多。如《坚匏集》述张俊贪财治生事，设计之新奇，正不让于宋院画抓题材方法。

　　南渡诸将俱封王，尊荣安富，而张循王尤善治生。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魁。绍兴间内宴，有优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间贵人必应星象，我悉能现之。”因用浑天仪设玉衡对其人窥之，见星不见人。“玉衡不能猝辨，用钱一文亦可。”令窥光尧，曰“帝星也。”“秦师垣？”曰“相星也。”“韩蕲王？”曰“将星也。”“张循王？”曰“不见其星。”众皆骇。复令窥之。曰：“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殿上大笑。

　　不过若遇到另外一种大王，做戏的本只是与民同乐，并非存心讽刺，亦不免倒霉。《事实类苑》记党进事极有趣味。

　　党进不认文字，过市，见构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头两面之人！”即令杖之。

　　王安石行新法，连带花样多，时禁亦多，因之反映于戏文讽刺上，特别深刻而微妙。如《清波杂志》记蔡卞为相时伶人颂词：蔡卞妻七夫人，荆公女，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床第，然后宣之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指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中外传以为笑。

　　后人言“吃裙带饭”即从此出。不过这个名词的褒贬意义，古今似乎不甚相同。凭这个名词得碗饭吃，千年来都若十分可羞，有失丈夫气概，更失读书人气概。近二十年社会风气一变，小至于杀猪卖菜，大至于政治场面，任何职业，任何事业都以连亲带眷比较合手得力，且有用美人计攀藤缘葛得到富贵荣华，为世所歆羡的。戏文中提到这一点时，当然已失去讥讽意味了。又《桯史》所记一事，也和这个岳婿合作有关。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其婿蔡卞实主之。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明世真儒，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

　　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长为窘迫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后朝议亦颇疑窒于礼文，每车驾幸太学，辄以屏障其面。

　　《豹隐纪谈》称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学，以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狂话的万世罪人，削去其从祀孔子，令国子监日下施行。

　　可见这个讽刺直接影响于朝议，后来便断送了荆公在孔庙的陪祀座位。

　　又如《南唐近事》记李知训一事，可为后世“刮地皮”一名词作注解。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觏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傍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可见五代杂剧即如此。当时这类讽刺，虽多行之于内宴，若为帝王一人悦目爽心而设。然而侍宴从臣必相当多，所以讽刺效果，亦不唯使帝王开心变色，或给优伶得到很多赏赐，必尚有其政治意义。《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可明白那个作用。

　　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一出，于人情难有适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皆结舌矣。当时以君相威权而不能贴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丁仙现时俗但呼之为“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使为嘲，又肆其诮难。

　　介甫不堪，遂发怒欲斩之。神庙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府，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又《倦游杂录》记丁仙现如何讽刺水利事，亦可见出这个大胆丑角讽刺的新而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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