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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体


  钜猷兄:

  你的来信,我看了,非常的佩服。近年以来,那些家里请了先生,读《古文观止》和《东莱博议》的,固不必论。其投身于学校中而研究中国文学者,往往都是弯腰驼背,规行矩步,举那老先生的样子,有时或朗诵《四六法海》,或吟哦《归方合评史记》,或则竖直了羊毫笔,临几个颜字,或则抖膝摇头,做几首“无题”、“有感”的诗,遇到什么纪念会,追悼会,……便集《文选》,集《杜诗》,拼成几篇“百衲文章”。——这就是研究中国文学者的成绩。你也是研究中国文学者之一,而思想如此新颖,见识如此超卓,我焉得不佩服呢。

  “正宗”这个名词,本来是随手拉来用用,原非当他一种确当的字样。五卷四号傅孟真君论戏剧的文章里,用了“天经地义”四个字,也有人来驳过。其实这都是用成语的毛病。

  “新文体”这个名称,我很以为然。我以为就是我们常说的“废文言,用白话”这句话,也有语病。因为嘴里讲的叫做“话”,也叫做“语”,笔下写的叫做“文”,古人既用古语写成文章,今人就该用今语写成文章。我以为该说“我们是今人,该用今语做文章,不用古语做文章。”这才没有语病。并有照此说法,则今世只该有今语之文,那古语之文决没有可以并存的理由,更为明显。那“正宗”的话,简直不成问题了。因为既没有古语之文来占“旁支”的地位,就不必说“正宗”的话了。

  你说我们尽可用方言来做文章,尽可用方音来叶韵,这话也很不错。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得好,他说:“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又说:“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这话很有道理。至于做新文学用的白话的取裁,他说道:“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的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的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我现在再加几句话道:“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来补助;有中国话不够用的,便用外国话来补助。”原来这国语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来制造,那就该旁搜博取,拣适用的尽量采用。文学里用得多了,这句话便成了一句有价值有势力的国语了。有人说:国语这样制造,不是庞杂不纯吗?我说:无论何种语言文字,凡是有载思想学术的能力的,都是很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惟有那文化的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问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要庞杂不纯了。愈混合,则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那桐城派所以没有价值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的格局有一定,用字的范围有一定,篇幅的长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弄到无可如何只好仿“削足适履”的办法,改事实以就文章,如章实斋《古文十弊》篇所讥的话了。有人讲笑话说:“一个塾师替人家做祭文,抄错了一篇成文。人家来质问。塾师大怒,说,我的文章是有所本的,决无错理,除非他们家里死错了人。”桐城派的做古文,正是如此,他所以要如此者,就是要纯不要杂的缘故。——照此看来,国语的杂采古语和今语,普通话和方言,中国话和外国话而成,正是极好的现象,极适宜的办法。

  至于声音一端,与语言似乎微有不同。因为语言是有意义的,声音是无意义的。既是无意义的,似乎不必广采方音,就用普通所谓“官音”者来统一,也没有什么不可。一九一三年读音统一会议决的注音字母,和审定的字音,我们读书可以照他读音,做韵文也可以照他押韵。惟国语既采及方言,则方言之音必当各仍其旧,不可强照字面,改为官音。假如苏语之“像煞有介事”有采入国语之必要,则其音必当读为Zang - sah - yin - ka - zn,不可读为Siang - sha - diu - cliek - shi。所以读音统一会审定之字音,也不过一个大概。将来国语发达,应该添入的字音一定是很多的。

  钱玄同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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