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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我疑心《谷梁传》乃是武、宣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如取《公羊》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下“大居正”之义,改系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之下;取隐公六年“秋七月”下“《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之文,改系于桓公元年“冬十月”之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或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作伪者殆见当时《公羊》势力大盛,未免眼馋,因取《公羊》而加以点窜涂改,希冀得立博士,与焦京之《易》相类。刘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于是就利用它来与《公羊》为难耳。

  还有,“《公羊传》”这个书名和“谷梁”这个姓,都是极可疑的。董仲舒以前称《公羊传》即谓之《春秋》,董仲舒始称为《春秋传》,从刘歆《七略》起乃改称为《公羊传》(详崔君《春秋复始》的序证)。其实只是传中两引“子公羊子曰”而已,如何可以就说是一位公羊子做的呢?至于公羊氏之名曰高,及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这五代传经的世系,那更是东汉人所臆造,刘歆《七略》尚无之,与徐整、陆玑二人所言《毛诗》传授源流同样是无稽之谈,决不足信。“谷梁”这个姓更古怪,“谷”与“公”是群纽双声而韵部又是屋钟对转,“梁”与“羊”是阳部叠韵而声纽又是来定同阻,照我假定的古音读法,“公羊”是〔guŋdʌŋ〕,“谷梁”是〔ŋuklʌŋ〕。我颇疑心“谷梁”这个姓就是从“公羊”两字之音幻化出来的。

  (ㄍ)《论语》

  刘歆伪造的《古论语》,没有多出什么逸篇来,只是分《鲁论》之二十篇为二十一篇而已。但又分得不甚高明,只把末了的一篇《尧曰》分成《尧曰》和《子张》两篇;鲁论的《尧曰》篇篇幅最少,本就只有“尧曰”和“子张”两章,《古论》把“尧曰”一章就算一篇,又在“子张”章后加“不知命”一章(康氏《论语注》以“不知命”章为出于《齐论》,无确证),把这两章算成《子张》篇,没有想到篇名又与第十九篇之《子张》篇重复,盖草率为之,聊以立异罢了。至于内容的增窜,自必有之。康氏举“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谓为刘歆伪造,我看是极对的,左丘明决不能与孔子同时,况照《论语》所记,竟似此公还是孔子的老前辈,那更说不通了。“五十以学《易》”,《鲁论》本是“亦”字,《古论》改为“易”,《经典释文》有明证。此外如“凤鸟不至”一语,顾颉刚先生疑心也是刘歆所窜入的,因其与《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中“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之语相契合,《左传》中此类传文必是刘歆所增窜,故《论语》此语亦大可疑。诸如此类,大概还有。康氏《论语注》中所怀疑之各章,其辨证之语亦可供参考。

  《论语》之出,后于《五经》,至汉宣帝世始有鲁、齐二家之传授。《鲁论》只有二十篇,《齐论》则有二十二篇;而《齐论》之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见何晏《论语序》)。盖此书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历战国以至秦汉,诸儒各记所闻,时有增益。其来源不一,故醇驳杂陈;本无一定之篇章,故写定时齐多于鲁。康氏谓“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论语注序》)。这是很对的。但《鲁论》中亦有不可靠的部分。崔述《论语余说》云:

  《论语》后五篇,惟《子张》篇专记门弟子之言,无可疑者。至于《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

  又,他的《洙泗考信录》中,说《论语》之文有自相复者,有复而有详略者,有复而有异同者,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案,崔氏所论,皆甚精核。

  (ㄎ)《孝经》

  《孝经》是汉代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修身教科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杨椿《读孝经》(见《孟粼堂文钞》卷六)皆谓是汉人所作,谅矣。俞曲园先生的《九九销夏录》卷五有“古书有篇名无章名”一则,他说:

  古书但有篇名,如《书》之《尧典》、《舜典》,《诗》之《关睢》、《葛覃》,皆篇名也;《礼记·乐记》一篇分十一篇,亦是篇名。惟《孝经》有《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等名,则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经所无。故学者疑《孝经》为伪书,不为无见。

  按,俞氏所疑固有道理,然尚未尽也。《开宗明义》等章名,始见于郑玄注本,邢昺、严可均、皮锡瑞皆如此说,故章名非西汉时所固有。但西汉时虽无章名,而实分为十八章,《汉书·艺文志》可证。不满二千字的《孝经》而分为十八章,正与不满二千字的《急就篇》而分为三十一章相同。《孝经》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十八章,亦与《急就篇》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三十一章相同;此不但与《乐记》分篇之性质不同,亦与《论语》分章之性质不同也。这样短短的一章一章,各章字数的多少大致差不多,正是适合于教科之用的体裁。

  今人吕思勉氏不信姚际恒之说,其《经子解题》中说:

  《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姚际恒以为伪书。然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且《吕览》即已引之,则姚说未当。此书虽无其精义,而汉儒顾颇重之者,汉时社会,宗法尚严,视孝甚重,此书文简义浅,人人可通,故用以教不能深造之人,如后汉令期门羽林之士通《孝经》章句是也。

  黄云眉氏《古今伪书考补证》驳之,说:

  后汉荀慈明对策,有“汉制,使天下诵《孝经》”之语(《后汉书》本传),而汉代诸帝又始以“孝”为谥,可知《孝经》之产生必与汉代最有关。思勉既知汉代之重视《孝经》,而犹以《吕览》有《孝经》语(《孝行览》言孝,与《孝经》有相同处。又《先识览》《察微篇》引《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信为先秦之书,未免不充其类。(黄震亦以《吕览》有引,信《孝经》为古书。汪中《经义知新记》同。)

  《吕览》亦不可全靠;且高诱注《孝行览》,亦引《孝经》语,则《察微篇》所引《孝经》,安知非高诱之注而误入正文耶?

  案:黄氏此论甚精。至吕氏所云“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则更不足据信。《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等所记传授,十有八九皆不可靠也。

  这样一部汉人所作而伪托于曾子问与孔子答之书,居然也有什么孔壁古文之本,则孔壁古文经之为伪造,又添了一个好证据了。

  《孝经》全书不满二千字,今文分为十八章,每章的字数已经很少了。古文还要把它再多分四章,成为二十二章,也不过聊以立异而已。这书自身既是伪书,而伪中又有伪,伪本最多,过于他经。第一次伪古文本出于汉之刘歆,第二次伪古文本出于隋之刘炫(唐刘知几所议行及宋司马光作《指解》的,皆即此伪本),第三次伪古文本出于日本之太宰纯(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中)。郑玄注《孝经》,用的是今文本,因唐玄宗新注出而渐微,至宋初已亡,于是又有伪郑注,出于日本之冈田挺之(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中)。又宋真宗时,日本僧奝然(奝音ㄉㄧㄠ)以郑注《孝经》来献,此本不传,是真是伪,今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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