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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看了崔君这一段话,则康说之谬自显然了。

  我以为刘歆伪造古文各经,他是有偏重的。特撰《周礼》,特改《国语》为《春秋左氏传》,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尚书》和《仪礼》,都伪造逸篇,又伪造百篇《书序》和《古文礼记》二百十五篇(这二百十五篇,自然不能说全是刘歆伪造的,如《月令》采自《吕氏春秋》,即其一例,但刘歆伪造了以作《周礼》之证者亦必不少),这也是他很注意的。此外则《诗》之毛氏,《易》之费氏,《春秋》之谷梁氏,窃疑或在刘歆以前本有此一家,(《书》之张霸,《易》之京房,皆西汉晚出之家派,有心立异,冀分博士之地盘,盖禄利之路然也。《毛诗》、《费易》、《谷梁春秋》,殆亦此类。)刘歆但利用之而加以窜改,以抗当时立于学官之今文家而已。至于《论语》和《孝经》,本为《六艺》之附庸,故仅言壁中有古文本,与今文相较,只是篇章有分合,文字有异同罢了,这是他本不看重的。故今文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凡十二篇,古文费氏之《易》亦十二篇,所谓不同者,就只在什么今文“或脱去‘无咎’‘悔亡’”这一点。《周易》篇数的变迁,我看是如此的: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前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传》。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后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这七篇传分成十篇,后来称为“《十翼》”;经传合计,凡十二篇。《刘略》、《班志》之今文孟、施、梁丘与古文费氏皆据此本;《汉石经》亦即据此本,最近发见的《汉石经》、《周易》残字,《下系》、《文言》、《说卦》三篇相联接,是其证。但“《十翼》”之中,《系辞》以上如何分法,却还待考。《孔疏》:

  ……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

  可见“十翼”的分法自来并不一致。今文施、孟、梁丘、京四家是否与《孔疏》所引者相同,今不可知。将来若再发现《汉石经》、《周易》残字,或有解决此问题之希望。

  郑玄、王弼以后 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中,遂成今之通行本。惟朱熹之《周易本义》复《孔疏》所引十二篇之旧。

  又,《易传》亦非孔子所作。《说卦》以下不用再说了。《系辞》与《文言》非孔子所作,为欧阳修与叶适所考明。《象传》非孔子所作,为崔述所考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列《易传》,说:

  陈直斋振孙《书录解题》曰:“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兹亦不详。

  据此,可知赵、姚二氏皆谓《十翼》全非孔子所作,较欧阳氏、叶氏、崔氏更彻底。赵书固不传,姚书今亦未见;但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得到姚氏的《仪礼通论》与《春秋通论》,则此《易传通论》将来或亦有发见之可能也。今人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诸氏,对于《易传》都有非孔子所作之说,而以李镜池氏的《易传探源》最为详审精密(李文载《古史辨》第三册中)。至《论语》之“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其中“易”字明明是古文家所改,《经典释文》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是其铁证。康氏亦认《论语》改“亦”为“易”是古文家所为。但他以为《易》是孔子所作,故《论语》中不应有“学《易》”之文;我则以为《易》与孔子无关,故《论语》中不会有“学《易》”的话。因为我与康氏的观点不同,所以结论恰恰相反。

  (ㄋ)《左传》

  “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刘逢禄发挥得最为精核。他的《左氏春秋考证》,考明《左传》的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为刘歆所增窜,非原书固有,其原书体例当与《国语》相似,系取《晋乘》、《楚梼杌》等书编成,与《春秋》没有关系。他这部《左氏春秋考证》之辨伪的价值,实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相埒。阎书出而伪《古文尚书》之案大白,刘书出而伪《春秋左氏传》之案亦大白。康氏之辨伪《左》,亦本于刘氏。惟刘氏尚未达一间,他虽已确知“左氏不传《春秋》”,而尚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这句增窜的伪文所骗,说左氏之书原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其实“《左氏春秋》”这个名称,与“《毛诗》”、“《欧阳尚书》”、“《费氏易》”、“《鲁论》”一样,不得谓其意义不同于“《春秋左氏传》”这个名称也。康氏于此更进一步,谓《史记》中“《左氏春秋》”之名亦刘歆所增窜,《左传》原书实为《国语》之一部分。(见《史记经说足徵伪经考》。此意康氏仅发其端,崔君《史记探源》详加考辨,证明《史记》此语确系为刘歆之学者所窜入。)《汉志》所谓

  《新国语》五十四篇(原注:刘向分《国语》)

  者,乃左丘明《国语》之原本;而《汉志》所谓

  《左氏传》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鲁太史)

  《国语》二十一篇(原注:左丘明著)

  这两部书乃刘歆取《国语》原本瓜分之而成者也。他说: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这真是他的巨眼卓识!这个秘密,自来学者都没有注意,现在经康氏一语道破了。我觉得他下的断语,实在是至确不易之论。

  《左传》与今本《国语》既证明为原本《国语》所瓜分,则瓜分之迹必有可考见者。此事当然须有专书考证,我现在姑且举出一点漏洞来:

  (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但同于《左传》的已有好几条)。

  (2)《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薄薄的两卷中,关于公父文伯的记载竟有八条之多。

  (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迹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

  (4)《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

  (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

  (6)《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

  (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

  (8)《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

  你看,《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

  近来瑞典人高本汉氏(Bernh rd Karlgren)著《左传真伪考》一书,由吾友陆侃如先生译为汉文。高氏从文法上研究,证明《左传》的文法不是“鲁语”(高氏假定《论语》、《孟子》的语言为“鲁语”),所以《史记》中“鲁君子左丘明”这个称谓是不对的。他的总结论是: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这也是《左传》和《国语》本是一部书的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左丘明决不是鲁人,决不与孔子同时;他是战国时代的魏人,这是在《左传》中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的(参用郑樵与姚鼐二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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