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社会化|瞿秋白

社会之社会化(1)

　　社会之社会化(1)

　　德国　伯伯尔 [1]

　　伯伯尔（Ferdinand Auguste Bebel）生于一千八百四十年，为德国社会党首领。这一篇是他的杰作，还有一篇《妇女与社会主义》（Femmeet Socialisme）也很有名的。

　　这篇又名《La Société Future》（《未来社会》），是俄国《钟》杂志社丛书初集之十，《妇女与社会主义》是丛书初集之九，都是一九〇五年俄国政府书籍检阅局批准发行之本。我现在所译的就是俄文本，德文原本我没有看见过。读者如能搜着德文本参看，校正我的错误，就不胜感激了。现在可以把《钟》杂志社的情形稍微写一点，以作参考。俄国文学界在欠鲁塞[2]（Nicolai Chernouithvsky）及陀孛洛留伯夫[3]（Nicolai Dobrolierboff）之前，赫尔岑[4]（Herzen）负极盛的盛名，著作编辑，做当时文化运动的前驱。亚历山大二世[5]热心改革新政的时候，赫尔岑住在伦敦，创刊自由主义的机关报即名《钟》（Kolokol）。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农奴解放之诏下，赫尔岑大为欣动，曾作有名的《亚历山大二世之祝词》，第一句引罗马齐利安帝（I'EmpereurJulien）的话：“加利纳衣人呵！……你们胜了。”当时政府也非常注意这个杂志，曾经以《钟》杂志中所载关于农奴解放问题的论文颁发于农奴解放案起草委员。那时朝野人物都视《钟》为高等法院。他所发行的丛书，约有三十余种。他是输入社会主义于俄国最早的杂志。由今日看来，《钟》确是有功于宝雪维几呵！

　　一九二〇.四.十三译者志

　　一

　　一切资本及工具让渡于社会的利益——一切宜于劳动者之劳动责任，不分男女——每日社会必需的平均劳动时间——互助工作——工作时间的减少——全社会的生产方法及需要者的充分满足。

　　改变一切劳动资料为共有，就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对于男女两性的生活及劳动境况，在工业、农业、运输、教育、婚姻、科学、技术、娱乐上，一概根本上改革。人类的生存便得一种新境地。渐渐地国家的组织也失去它的根据，而国家消灭，国家以某种方法自行消灭了。

　　国家——是初民共产社会以来社会的发展之产物，初民社会破坏，而私有财产制发达起来。社会中因私有制的发现，于是发生相反的利益。于是发生职业阶级的对抗，因此利益相异的团体之间不免于阶级斗争，而且威迫新秩序的存在。因为要压迫新秩序里的反抗者，保护他们所威迫而成的私有财产制，于是要求一种组织，可以决胜这些攻击，而宣告私有财产制是“合法的，神圣的”。这一种组织就是保护维持私有财产制的力量，于是成为国家。国家以法律保证私有财产者的所有权，于是有抗拒破坏法律上已成秩序者的人，如审判官、执法官。按其实质来说，是统治阶级私有财产者及统治权力的利益具有保守性质。国家组织的变更，只有私有利益要求他的时候。所以，既然国家是根据于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所必要的组织，那么，设若阶级对抗与私有财产制的消灭一旦实现，国家就立刻失去他存在的任何意义。国家因统治所生关系的移转而渐次消灭，正如，设若没有对于超自然神或天赋理性及超自然力的信仰，宗教就即消灭一般。文字须有涵义，没有涵义，文字就不再表现概念。至此，怀有亲资本主义情绪的读者或者要说：“这也很好，然而依何种正当的理由，来证明社会的这些破坏性变革是正当的呢？这正当的理由，也就是问题是在一切相似的变更及改造时——就是公共幸福。权利的来源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国家的权力只是社会的代理者，社会有权去管理及处置的。统治阶级的社会以前都是有限的少数人，然而他却以全社会（人民）的名义行事，自己算是全“社会”，正如路易十四[6]（Louis ⅪⅤ）自以为是国家，“L'etat c'estmoi！”（朕即国家）。假使我们报纸上写着：“一季已到，社会到城里来了”；或者：“一季已完，社会到乡里去了”；这些记载，不是说全人民，而是说数万上等人而已，他们成为“社会”，就像造成“国家”一样。群众呢——那是平民（Plébeien）、贱民（vile multitude）、细民（Canaille）、人民。照此情形，所谓国家以社会的名义，为公共幸福而建立，不过统治阶级，都先一切人而受利益幸福。法律是为它创制的。“Salus reipublicae supremalex esto”（公众幸福将为最高的法律），是大家知道的古罗马的法律原理。可是，谁是罗马的公众呢？是被奴役的人民？是百万奴隶？不是！是比较少数的罗马公民，最先是罗马贵族，而这些公民强使被奴役者供养自己。

　　当中世纪时，贵族及封建诸侯掠夺社会的财富，他们却称是以“权利”的名义而干的，是“为公共幸福的利益”的。他们如何对待共有私产以及无助的农人之私产，中世纪直到近代的历史每页上都如此说。最后一千年间，农业的历史其实非他，就是无间断地共有私产及农人私产的掠夺史，这种掠夺乃欧洲各文明国家的贵族、僧侣所实行。后来当法国大革命[7]的时候，没收贵族、教会的财产，是“以公共幸福”为名干的，而八百万土地所有者的大部分就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支柱，他们依赖这没收为生。“以公共幸福”为名，西班牙屡次侵占教会的私产，而意大利又在那热诚的“神圣私有制”保护者的欢迎声中完全没收它。英国贵族一千年来掠夺爱尔兰及英吉利人民的私产，从一八〇四到一八三二年又以“公共幸福的利益”为名，按照“法律”规定给自己3,511,713亚克（Acres，地亩名）的地。当北美释奴大战[8]之后，释放几百万奴隶，获得自由，这些奴隶原来是其主人自己获得的财产，现在其主人无何报酬，这也是“以公共幸福为名”呢。我们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不间断的剥夺和没收的进程：工厂主收买吞噬工人，大地主剥夺和吞噬农夫，大商贾剥夺和吞噬小商人；最后——一个资本家剥夺和吞噬另一个资本家——就是大资本家剥夺和吞噬小资本家。假使要听着我们资产阶级的话，他们总是说这是为“公共幸福”、“为着社会利益”。

　　“白鲁梅”的十八日（Brumaire）(2)及十二月二日说是拿破仑们“救了”“社会”，而社会感谢他们；假使在将来呢，社会只是自己救自己而已，自己掌握财产，即以此创立社会，那社会才完成了最出色的历史行动；那社会不是为一部分的利益压迫别一部分，而是平等的保证全体之生存条件，使人人能得生存。从道德的观察点上看来，这是社会所曾实行的最伟大的措施。

　　这巨大的财产没收之社会的进程以怎样的形式实行，他又有怎样的特色，却不能预言。谁能知道那时的情况怎样。

　　罗伯都[9]（Rodbertus）致基尔黑孟（Kirhman）《论社会书》第四函，题为《资本》，一百一十七页上说：“废除土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不是空想，而是经济学上完完全全有意义的。废私有制是对社会的最彻底的辅助，可绝无疑义，社会受地租及资本所有利息的增长的痛苦，很简单而易见。所以废私有制只是废除土地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唯一的方式，私有制没有时候不侵袭国家资产的流转和增长。”我们的大地主，看了他们以前同党者的这种意见，又要说什么呢？

　　设以类似的办法处置一切之后，事物的大概情形又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不能完全预定的。谁也不能详细知道，下一辈人将要创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用什么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在社会里，像在自然界里一样，一切都处于流动中，一种现象显出来，别种现象就消失，旧的死去，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就代替他。渐次而有各式各样的无数的发明、发见、改良，这些影响及意义，谁都不能预测，它们按其意义而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全社会发生作用、革新及变化。

　　以前的学说，只以为一切事物仅有共同的原理发展，都导源于已成的解释，其实行也只在某种程度内才能预见。社会直到如今也还确实不是由个人领导和指导的活的生物，虽然好像如此。“他们想他们在推动它们，移动它们”；社会是一种组织，依着内在的规律发展；将来呢，也完全排除了关于个人自由的指导及领导。那时候社会成为德谟克拉西[10]，他认识了自己存在的玄理，发现了自己发展的规律，为自己进一步发展而合理地应用它们。

　　一旦社会成为一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根据于社会化的社会之道理，就能成为一切适于劳动者的责任，没有男女两性的分别。无劳动，社会不能存在。因此，社会就有权要求各人，他愿意满足他的需要，他就应当尽他物质上及精神上的能力，去参与工作，制造满足一切人需要的东西。有人说似乎社会党要废除劳动，那是违反健全的理智的。游手好闲的人只能存在于资产阶级化的世界里。社会主义这方面与《圣经》一致，《圣经》里说：“谁不劳动，他就不应当吃饭。”不过劳动，应当为有益的生产活动。所以新社会要求人人都做一定的工业、技艺、农业或者别种的有益活动，借此才能履行一定的劳动服务，以满足生存的需要。无劳动就没有享乐，无享乐也没有劳动。

　　因为大家有劳动的义务，于是大家同样享受利益而实行三个劳动的条件：（一）工作有相当的休息，不至于过劳；（二）工作能有兴味，能变换样式；（三）工作就能为生产的，因为工作时间及享乐的程度是依此而定的。这三条件又都依赖于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种类及数量，也依赖于社会对生活状况的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不是要大家生活于无产阶级的状况中，而是要消灭那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社会主义的社会竭力要使人人得到最大可能的生活满足，于是发生一个问题：社会的要求有怎样高呢？

　　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必须有包括社会劳动一切范围的管理。于这个关系，我们的公社可算是适当的根据；假使以为它太大，不便调查，可以把它分成区。像古代初民社会里一样，公社的全体成年成员没有男女两性之别，大家参与选举，推定管理的委员。各地方管理之上有中央管理，可不是有统治权的政府，而只是集议的执行管理处。中央管理处或者由全社会直接推定，或者仅由各公社管理处推定，这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将来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意义，并不是代理职务者就有较大的权力、威信和较多的收入，而是信用委任，任用能办事的——男子或妇女无所区别——轮流担任或者再行选举，专视选举人的需要及愿望。一切职务都是暂时代理……由于叙述上的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意义，即中央与地方之间应当不应当有中间的阶段，比如省区管理等等。如果它们是不必要的，就不会要它们；如果是必要的，就建立。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来自实践的需要。因社会的发展，一切旧的建设用不着了，就废除它，无所争论——不会有某人因私自的利益而保存它，而后代之以新的。因此呢，这样的管理，是建筑于最宽的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上，根本上与现在的不同。现在呢，因为管理上最无意义的变更，就必要有我们报纸上那么许多争辩，我们议会里那么许多争论怒骂，我们国务院里那么许多官样文章。

　　最紧要的——就是确定所拥有的力量的种类及数量，劳动工具及劳动资料的数量和性质，工厂、车间、交通事业、土地、地基等等，以及以前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就要确定现有的贮蓄，以及在一定期间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各种生活需要东西的数额。像现在的国家及别种社会的组合一样，确定每年度的预算，以后也要对全社会的需要预算，而且要求扩充的或新的需要而附加的变更能够完全估计到。统计因此将起着主要作用；它在新社会里成了最重要的补助科学，它为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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