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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


  (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上海战争[1]发生之后,我们早就指出国民党的失败主义。上海兵士群众和劳动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现在果然已经被国民党出卖了。

  上海闸北、南市和吴淞的中国军队已经完全撤退了。兵士群众一个月的英勇的战斗,一万多人的性命,一百万民众的失业遭难……都只算是国民党军阀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玩弄民众和兵士的牺牲品,这是他们博得日本帝国主义称赞一声“新英雄”的牺牲品,这是他们“激动”列强出来干涉的苦肉计的牺牲品!

  上海的反日战争,如果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取得了自己来领导的可能,本来是一定可以胜利的。现在,因为国民党军阀霸占着军队的指挥权而失败了,——国民党原本是抱定了失败主义而来“指挥作战”的,原本是用假意的“抵抗”欺骗着群众,而来达到他们的不抵抗主义的目的的!关于上海战争失败的原因,请看《大陆报》[2]描写的事实:

  日军可借租界为保障,其战败后退回租界整理者不止一次,即日本当道亦承认海军陆战队曾迭遭歼灭之危,幸及时退入租界得免溃覆。反之,中国军队则因须保持租界之中立,作战须极谨慎,追逐日陆战队时,未尝有一次追入租界。中国司令深知有时以攻为守,最为上策,当日军猛攻江湾庙行时,乘虚袭攻虹口日军根据地为最优之战略,但以此击将违犯租界之中立,卒未实行。

  中国军队的总司令明明知道有这个“最优之战略……而卒未实行”,——这难道还不是故意制造自己的失败么?!

  因为中国国民党军阀的假意抵抗,所以他们能够部分的维持自己对于兵士群众的指挥权,他们因此就可以这样无耻的出卖上海,——借用虹口日军的炮火逼迫自己的兵士同意退却的命令。可是,国民党的无耻还不止此。

  兵士群众的革命战斗,不能够容许他们充分自由的投降退却。于是乎他们又想出一条妙计。这就是三月一日浏河方面日本兵二万余人登陆的假消息。二月二十九日的上海报纸,一致的说日本兵将要有一千多人在浏河上岸,抄袭中国军队的后路。而三月二日《时事新报》[3]发表的“军报”说:“昨夜(三月一日)日军有两万余人(外传千余人不确)于黑夜中偷渡登陆”。这明明是恐吓前线兵士,故意制造恐慌的空气,然后下命令退却。第一、浏河方面的江岸,根本没有一夜之间给两万多地理生疏的日军在乌黑大暗之中登陆的可能。第二、日军袭击浏河的消息,中国军部方面早就接到,如果派兵堵截,那就可以不怕日军登陆来抄袭后路。这是蒋光鼐[4]、蔡廷锴[5]等等故意放任敌军,以便逼着自己的兵士退却。所谓“爱国将军”的无耻还有限度吗!

  然而,国民党的造谣欺骗自相矛盾还不止此。上海退兵之后,蒋光鼐等等宣言,说什么这是战略上的退却,说什么这只是退到第二道防线,说还要立即反攻等等,可是,这些宣言发表的那一天,同时发现了中央政府外交部的一个声明,那声明说:“查中日代表因英海军提督克莱爵士之斡旋,曾在甘特军舰会商立即停止敌对之基本条件,当经获得谅解如下:……中国军队先退至真茹,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俟双方上述撤退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二月二十九日,中国代表通知克莱提督,谓中国政府业经赞同。”这就很明白的了:中国方面的退兵,并不是什么战略上的退却,而是和日本“谅解”了自动的单方面执行退兵的条件。而且三月四日又发见了一个蔡廷锴等等的通电,说明是“东夕(三月一日)奉命将前线阵地放弃”。据以前的消息是因为三月一日晚浏河有二万多日兵,所以退却的,而照这个通电,却是奉着三月一日晚的中央政府命令。这是同一晚上的事,难道已经是上海军部报告那个消息之后而得到了中央政府答复的命令吗!?足见得退兵的命令并不是根据军部的消息,而是根据于外交上的“谅解”!上海兵士群众在前线作战,屡次得到英勇的胜利,——在这种情形之下,汪蒋政府居然主张双方退兵,这已经是该杀的了,而现在事实上竟做到了中国单方面自动退兵的地步,还要说什么“长期抵抗”、“立谋反攻”,这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这真是罪该千刀万剐!

  不但如此,以前汪蒋政府屡次说已经增加援兵,只因为“军事上的秘密,不能宣布”。而上海退兵之后,事实就大大的明了了。原来除出原来驻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之外,只有原来驻在江苏的第五军。而且第五军也并没有在苏州浏河方面布防。第十九路军前线的兵士在前几天只听见说后方有救兵来了;这些欺骗的所谓“军部消息”,目的是在使群众不去注意监督“爱国将军”的战略。结果是由他们放任日军在浏河登陆了。然后,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下命令退守所谓第二道防线。其实,这就是颜惠庆[6]在国际联盟宣言的“中国军队已经实行退却了二十公里”,这就是自动的执行日本天皇和帝国主义的上谕!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到现在已经完全揭穿了,他们是故意不派军队来援助上海的兵士群众和劳动民众,故意制造中国的失败,而表面上说些欺骗群众的鬼话,什么“长期抵抗”,什么“全国整个计划”,——目的只在于巧妙的精细的实行卖国卖民!

  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已经完全暴露在民众的前面。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刘芦隐[7](胡汉民[8]、孙科[9]一派的),在上海退兵之后,发表一篇谈话,请大家看他的卖国供状:

  所以在上海开始军事行动者,无非欲转移国际间之舆论,而使世界得一公平之真理而已。现在国际空气既在我军作战后已转移,则我之目的已达(!)

  原来国民党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发咒不要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而只要打给英美列强看看,只要借这个苦肉计“激励世界的公平真理”,就是请英美列强来和日本共同瓜分。现在“目的已达”,可以退兵,可以让日本和列强来管理上海,设立所谓中立区域等等了!而且,国民党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愿意打的,这是被兵士民众的革命情绪逼出来的。他们的“打仗”还是打给群众看看的,为的是要欺骗群众,维持自己对于军队的指挥权,以便指挥兵士退却;现在这个目的也一部分达到了,所以想继续这种无耻勾当,进一步的卖国了。关于这一点,国民党自然不肯公开说出来。但是,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揭穿他们的这个假面具!

  中国的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呵!你们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队,推翻这种无耻的卖国的国民党,然后才能够解放中国,解放自己,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

  原载1932年3月16日《红旗周报》第32期

  署名:范亢

  注释

  [1]上海战争,即一二八事变。

  [2]《大陆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日报。

  [3]《时事新报》,研究系机关报。1911年5月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4]蒋光鼐(1887—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人。一二八事变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

  [5]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一二八事变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后随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参加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

  [6]颜惠庆,见本卷第382页注10。

  [7]刘芦隐,江西永丰人。历任全美国民党支部总干事,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副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代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8]胡汉民,见本卷第145页注13。

  [9]孙科,见本卷第220页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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