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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2)


  (二)民生主义的真面目

  “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名剥削主义”,——我们是如此断定的。这亦许太“刻薄”了。孙中山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么?固然是的。但是,世界革命史上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之中,拥出左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来做领袖,差不多是一般的定律;所以即使孙中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所要实行的革命,却十二分道地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无论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的用意如何的好,但是,民生主义客观上始终只是发展资本主义于中国的方法论。

  民生主义究竟说些什么?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是“大贫小贫”的中国国情观,——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全部理论的基础。国民党要硬说中国没有阶级,不用阶级斗争,所以要这么一个大贫小贫的国情观,来做一切反动政策的根据,来残杀实行阶级斗争的工农贫民。其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说是要平均地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根台柱子。再则,民生主义之中,还有所谓节制资本。这算是民生主义的第二根台柱子。

  附言:

  ——读者注意,实际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原本只有“平均地权”,并无“节制资本”之说。直到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直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剧烈的斗争,然后国民党方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加上节制资本。我还记得,当起草这一宣言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等接连在起草委员会之中向我声明十三次:“节制资本是国民党理论以前所没有的。”

  大贫小贫的国情观,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三样法宝,便是民生主义的全部;除此以外,孙中山的演讲集之中,还讲什么“衣食住行”。其实,这些都是甜蜜的话头,是中国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幻术,他借孙中山的口来向民众说:你们忍受些痛苦剥削屠杀,将来(不知何年何代)给你解决吃饭问题(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解决穿衣问题(同上第四讲),解决住宅问题,解决走路问题。关于住宅和走路问题,孙中山没有讲到便死了。可是,讲到吃饭问题,孙中山的结论是:“人民对于国家能够大家尽义务……吃饭问题才算是真解决”;讲到穿衣问题的结论也是:“人民对于国家,又当然要尽国民之义务。”所以我们不必再到棺材里去将孙中山拉出来,问他究竟怎样解决住宅和走路问题,因为他的答案一定又是:“人民当尽义务”!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都只是民生主义的枝节。民生主义的根本,只是两件事:第一件是以民生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件事,我们在前一篇“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里已经说过;第二件就是根据大贫小贫的中国国情观,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学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论列的。

  一、大贫小贫的国情观

  孙中山说:“中国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遍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顶大的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他因此说:“中国止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来希望翻北风的方法。”

  “思患预防”——便是民生主义的全部解释。他的思患预防是防些什么呢?他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发达么?当然不是的,因为,他说中国患贫,所以国民党总是主张“中国不要共产,而且无产可共,中国只是要造产”。既然要造产,当然是要发达资本主义。那么,他要防止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当然是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了。民生主义就是防止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主义,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孙中山所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名共产主义”,完全是谎话。

  其次,他既说“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小贫”,又说:“中国止是患贫,不是患不均。”这两句话已经是自相矛盾。中国既有大贫小贫的区别,何以又“不患不均”呢?孙中山真是伟人!伟人说话可以随便乱放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如果是别人说出来,就是三岁小孩子也可以知道是胡说八道。但是孙中山说了这种荒谬绝伦的话,一般“忠实信徒”和“纯洁青年”,却还捧着他的“三民主义”当圣经呢!哈哈!

  既然中国有大贫小贫的区别,那么,那些具有几千万、几百万、几十万家财的中国人,就算是比起外国几万万家财的资本家来,算是“小贫”,然而他们是不是剥削中国的工农呢?如果中国工农贫民是“大贫”,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是“小贫”,那么,中国的这些大贫是否可以实行反对这些“小贫”而斗争呢?孙中山的答案,却是“不用阶级斗争”。他的办法(平均地权及节制资本的实施法),便是叫“大贫”等一等,等“小贫”大发其财之后,中国实业大发达之后,那时大家都有饭吃了!这种阶级妥协的理论,显然是帮助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况且,孙中山既然承认“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他何以对于中国大贫小贫不均的社会,又反对阶级斗争呢?这显然是矛盾不过的理论。这更显然是他站在豪绅资产阶级的观点上说话:——这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地主对中国的工农说:“我们虽然是资本家、地主,但是我们比欧美资本家穷得多,所以我们剥削你们是有理的,是应该的,你们不准实行阶级斗争!”

  况且,中国的国情是否只有大贫小贫而没有阶级呢?中国的国情是否因为“实业尚未发达”而可以“用不着阶级战争无产专制”而用“思患预防”的方法进于所谓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呢?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的说明,我们还要专篇讨论。现在,只说一说大概。

  中国的国情实际上是不断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国的旧社会之中,士大夫缙绅先生的豪绅阶级,显然是压迫中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匠的(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工人)。中国历史上每一朝代更换的时候,赤眉[9]、黄巾[10]、太平天国[11]的“匪乱”,客观上都是农民贫苦群众对抗绅商阶级的大斗争。那时的中国自然比起现在来,更是所谓只有大贫小贫,而没有欧美那样大的资本家。但是,阶级斗争是如此之剧烈。即此一端,已足证明孙中山的大贫小贫的国情观,说中国用不着阶级斗争,完全是鬼话。何况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经济相当的进于资本主义,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党国伟人养尊处优或者可以不看见上海、汉口、青岛、广州、天津,有几百万无产阶级天天在工厂里受剥削虐待。但是,五卅以来,这几百万工人,这几千万手工工人的罢工,不知道几千次;各地农民暴动普遍的发展起来。这些工农的阶级斗争,至少可以惊醒一下党国要人的清梦罢!你们现在要停止民众运动,要禁止罢工,要屠杀工农,——广州暴动失败后你们在四五天之内屠杀到五千七百多人!这是什么?这些“大贫”的人是应该被你们党国要人屠杀的,是应该受“小贫”的豪绅资本家剥削而不准实行阶级斗争的,——这样说法就算是民生主义,就算是“思患预防”,就算是“合时用的温和办法”,是不是呢!孙中山说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来希望翻北风的方法”。如今国民党这种屠杀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证明“北风已经大翻而特翻,非多多穿起大毛皮衣不可”吗?

  总之,中国的国情,很明显的是:阶级斗争一天天的剧烈起来。中国现在社会之中,极大多数的工农贫民,不但是“大贫”,而且是贫得不能生存;农民收入之极大部分被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剥夺了去,工人每天至少要做十小时的工,工资低落到不能生活,几千万的贫民失地失业,变成了兵匪游民,这是不是事实呢?——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中国社会之中少数豪绅地主资本家,却天天的在剥削这大多数的民众。你说他们自己也算穷的。但是像张謇[12]、盛宣怀[13]、曹锟[14]兄弟、周自齐[15]、潘复[16]、梁士诒[17]、聂云台[18]、穆藕初[19]、虞洽卿[20]……等等,谁不是有几百万以至几千万的家财的,其余的阿猫、阿狗、张三、李四,——我们没有知道姓名的大资本家,还不知道有多少?杨希闵[21]、刘震寰[22]、李济深、白崇禧、蒋介石等等,谁不是靠着“国民革命军”的军阀权位挣着了几千万、几百万家财的?孙中山先生,你讲民生主义的时候(民国十三年八月),不正是要预备解决商团陈廉伯[23]等,并已开始准备解决杨希闵、刘震寰的时候么!单就陈廉伯、杨希闵等说,他们那一个不是巨富!广州的“巨富”(并非什么小贫),那时正组织了商团,正有钱购买枪械私运入境。那时,至少广州地方人人知道,杨希闵一人有几千万现金,存在香港银行里。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上午在大本营商量解决商团买办的武装,下午在广州大学礼堂里讲什么“中国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你这是什么“政治道德”,这是不是当面说谎?利令智昏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因为阶级利益的关系,都可以如此乱说的。何况孙中山呢!

  中国社会之中显然有大富的特殊阶级,而孙中山说没有。中国社会之中显然有阶级斗争,而孙中山说用不着。中国社会之中显然必须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群众,实行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和劳动问题,必须在这种阶级斗争之中,工农能战胜豪绅资产阶级,自己取得政权,才能救全中国经济崩败,才能真正为工农民众造产,解决他们的所谓衣食住行的问题。而孙中山却说只要用思患预防的方法,只要“人民对国家尽义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思想,根本是反动的。姑不论他所谓“思患预防”,根本不合事实——患已经有了,无所谓预防了;单就他们思患预防的方法来说一说,这所谓思患预防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退一步说,即使孙中山想防资本主义之患,那么,这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方法是不是真能“预防”呢?

  二、平均地权

  孙中山说平均地权,通常人都以为他主张“耕者有其田”。诚然不错,他说农民很可怜,每年收入百分之六十都被地主拿去了;他说:“他们要马上用政治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但是,他用什么政治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他的平均地权方法,便是先叫地主将自己所有的田地报价,照价抽税,而且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定价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高涨,这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他自己说,如此办法,现在的地主很可以安心,这是地主和政府两不吃亏的。这叫做孙中山的“共产,是共将来不共现在……。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的道理,便不至害怕。”

  这种办法之中,还有可以注意的四点:(一)他的全部中山丛书之中,找不出一句话,说什么时候就要将田地给农民,他只说“可以照价收买”。究竟什么时候收买田地发给农民呢?他始终没有回答。(二)他全部的对于土地问题的分析,都只说城市的地皮如何涨价,可以抽许多税;但是他始终没有说乡村中的田地如何无代价的交给农民。(三)他说可以照价收买地产,但是还恐怕地主资本家误会他的意思,说他是帮助农民及工人,而使资本家地主吃亏,所以又特别声明一句道:“如果地面上的楼宇是一百万元,地价是一万元,那么,照价收买时,就要给一万元地价之外,另要补回楼宇价一百万元”。(四)他因为并不真想由国家收买田地,所以他始终没有说出,究竟从什么地方去找这么大一笔钱,来收买全国的土地。

  平均地权办法是如此。“耕者有其田”照此办法,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实现呢?我想,大概是在孙中山从棺材之中爬出的时候!如此的平均地权方法显然是:

  一、平均地权只要地主和政府两不吃亏,农民如何,他并没有想到。

  二、平均地权的这种政治法律方法,只是替政府设法筹款(抽税),并没有指明什么时候收归国有。

  三、平均地权,即使设法收买地产,政府需要一笔极大的钱,去付给地主;这笔钱不知何处去拿。

  四、平均地权的办法中,并无将田地交给农民的说明。

  平均地权的方法如此分析起来,原来并没有什么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也并没有土地国有的明显办法。通常以为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主张耕者有其田,原来都是谎话。照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好呢,政府多收些地税,少收些苛捐杂税,照价收买都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即使能照价收买,地主可以得一大笔的金钱去做资本家。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呢?当然是的。实行得不好呢,国民党政府的唯一原则,是要使地主不吃亏,所以像广州市及最近上海市的地主稍稍反对地税,便立刻停办;如此是永世也不能实行的。

  所以我们说:平均地权的方法,就他本身而论,竟完全是与农民无关的问题,而且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他根本在于不使地主吃亏。最好的情形之中——就算实行平均地权,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办法。

  孙中山真心要解放农民么?——并没有。他真心要实行社会主义,去“预防”资本主义么?——也没有。

  固然,他口头上说:“农民可怜呵,可怜呀”。但是即使他真想帮助农民,也和俄国皇帝的解放农民一样。他是幻想着一个神仙似的办法:又要农民不太苦,太苦了他们自己要动手革命侵犯“小贫”的地主阶级之利益;又要地主老爷不着恼,答应他们筹一笔几万万万万万的钱来,给他们去当资本家。这个方法,他始终是想不通。他何尝能解决农民问题呢?

  三、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做得好,充其量不过请地主变做资本家。节制资本的方法,再来节制一下,仿佛这样私人资本主义就可以不发生了。

  我们退一万步说,孙中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亦许他也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主张节制资本也是相信社会改良主义,相信不用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无产阶级独裁,可以由“极民权主义”的政府,实行劳动法,保护劳动,八小时工作制……渐渐进到社会主义;这些限制资本家剥削的办法,亦许就是他的所谓节制资本。但是,事实上却大谬不然。孙中山连做社会改良主义都不够。

  他在论到西欧英、德各国的时候,他还仿佛赞成这些劳动保护办法。但是,找遍中山全书,他曾经坚决的说过:“我的国民党政府必然要规布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吗?——没有。他曾经坚决的说过:“资本家的剥削,应当限制”吗?——没有。他是如此之怕中国资本家呵!他是如此之帮助中国资本家呵!他承认中国很穷,“人民要为国家尽义务”,否则失去国民之资格,——此等游惰之流氓,就是国家人群之蟊贼。总之,他所讲的节制资本,并没有丝毫限制资本家剥削的断语,他却责备“人民”为游惰了。

  他虽说到“实行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接下去,他立刻又说:“中国不单是要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

  细细的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们找不出怎样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他说所得税。所得税是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实行的,但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是存在着。他连劳动法都不说!他唯一的口头禅,便是,发达国家资本。欧美各国的国家资本也是很发达,他只忘了一件“小事”:要工农执政的苏维埃国家,然后国家资本方能成为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忘了几件“小事”:——他说中国并无拥有机器的大资本家,这又是他当面说谎。他为什么要当面说谎?单是上海便有几百家工厂!这是因为他不敢答复几个问题:中国资本家的大工厂、银行、公司等,是不是没收?他敢回答么?——不敢!这样胆小的“社会革命家”!如果将来真正“平均地权”的时候,照他自己的计算,一块地皮连一座楼房值得一百零一万块钱,这个地主资本家的房屋,经政府收买后,他自然可以将这一百零一万元去开工厂,那么,孙中山又用什么去节制他呢?——他自然也是不敢回答这一问题。幸而孙中山死了。如果他还活着,经我这样一问,他只好再闭上眼睛躺到玻璃棺材里去,等他的忠实信徒来放手屠杀工人。如此的节制资本,真能“预防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吗!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里,还讲着一大套的发展资本,请看他自己的描写:“第一,交通事业……,第二,矿业……,第三,工业……。全国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他所描写的民生主义的天堂,就是如此而已。全国工人的劳动条件什么样,全国工人是不是能做中国的执政者……这些问题,他都不敢回答了。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回答,那么民生主义之下,中国实业大大发展,私人资本的节制又是因为不敢得罪资本家,不肯使私人资本家吃亏,不敢说没收私人资本,——这岂非十足的资本主义么!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名剥削主义。”

  (一九二七、十二、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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