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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盐务、税务等的管理权——收回一切强迫割据的租界军港——取消领事裁判权及外人在中国境内之行政权——解放中国民族。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近目的便是这几项,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等的组织便是因此运动而设的;中国国民党对外政纲,将因参加并领导此种运动及其各地的大同盟而得实现。

  列强帝国主义的联合的侵略要算辛丑条约表现得最明显了。中国平民的反抗也算庚子义和团的运动最暴烈了。可是那时的民众运动纯粹带着神教的和尊君的色彩,那时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完全错误。国民党的辛亥革命方去掉那帝国主义之最初工具——满清政府。他们却又拥出了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做满清的替手。中国国民党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此又受了不少挫折,因为调和派及温和派,不是说“只问外交,不问内政”,便是说“革命可不必得罪外人”,使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澈底的革命策略,不能在平民群众之中发生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各地劳动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已开始表现他那最一贯最澈底的反帝国主义之力量,本来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驱使中国的小资本家不能贪图省力,剥削同胞以与各国资本为和平的竞争,而不得不勇往直前参加国民革命以争回海关管理权,求得中国经济独立发展之可能。况且中国无产阶级,大半在外国企业之下(如棉纱纺织业、交通事业),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所以海员罢工,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罢工,各铁路的罢工,京汉大罢工,唐山罢工,无不足以表现中国工人之阶级斗争中的国民革命意义。而且向来不问外事的中国农民也觉悟起来,如浙江萧山、湖南衡山、广东海丰等处,农民运动勃起,也成国民革命中的一支新兵。然而这一时期中的青年学生运动以及其他温和的对外运动或自治运动,如上海总商会、各省联治派等,颇不免于偏于一方面的调和妥协性。不是只知对外,不敢反抗北洋军阀,便是联外以对内,受各省小军阀的利用。反革命派及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更从而摧残之,破坏之,譬如学生中只说到“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研究系[1]等便更进一步鼓吹“不问政治,只管读书”;陈炯明受英人利用,阻碍国民革命之统一中国,声明联省自治;胡适之便更进一步,奖励他是“革命行为”。调和派及温和派与反革命及帝国主义之间,相去间不容发。只问外交的,尚且能转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何况不敢得罪外人——可见这期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确有伟大的巨潮,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帝国主义及反革命的宣传鼓吹,力谋破坏,也就愈益厉害。

  可是,中国的革命政党,也就集中他们的力量,综合那时种种新兴的势力,以对付京汉二七屠杀及临城事件[2]以来之帝国主义的反攻,确定反帝国主义之不妥协精神及其唯一的正确策略。于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其第一次大会宣言,明白规定最近一期国民革命的政纲,竖起一面“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北洋军阀”的大旗,号召全国平民群众来参加国民革命。因此,各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便有集中扩大的可能;国民革命政府的目标,在平民群众的心目中,便不再被误解为南方与北方的争权,而认清了他的意义:是为解放中华民族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而斗争的革命。虽然反革命派及帝国主义的行动及宣传,如沙面苛例[3]及勾结陈买办[4]等举动,简直想根本铲除革命运动;如香港《大光报》、上海《时事新报》等,幸灾乐祸的赞助或主张上述的调和派或妥协派的意见,希图破坏国民革命的新生命;然而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已经深入中国,中俄协定[5]将旧俄帝国主义崩败的事实,重新在远东确定一次。引起民众的注意:北京东交民巷的帝国主义公使屡次阻碍中国收回旧俄所掠利权,屡次阴谋要想转夺过去——凡此一切都使中国平民愈益兴奋,愈益瞭知帝国主义的罪恶,并且觉得世界各国的平民革命阶级都能帮助我们,尤其是已经革命成功的,并不是外国人便一定欺侮中国人;所以觉得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还不少,越发可以勇猛前进,无所用其畏惧。因此,国民党之发展及反革命派的进逼,正反两面,都足以使最近期间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激起一巨大的怒潮,这便是国民革命最近的一大进步。

  所以,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对外协会、民族解放协会、废约运动同盟等组织,在最近两月以来风起云涌;参加运动的团体不下几千,如各地工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公会、革命的报社、农民协会等,总之,学界、工界、商界、农界,凡是中国国民,除出军阀买办等卖国贼及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保守派、妥协派以外,都应当加入,而且也必然要加入这一国民革命的大运动。这时又开始了一新时期,但是我们希望他不带着旧错误,现在我们且指出这一运动的声势:

  一、北京

  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首先成立(七月十三日),其中居然有国会议员如胡南湖等。然大半是青年学生团体,总共有五十多个,如北京学生联合会等。他的宣言里说:

  我们这个大联盟有四点,必须向我们的同志声明的,即:(一)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及弱小民族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凡国内外及公私团体以及个人有与我们表同情,愿意加入这大联盟作国家的或国际的反帝国主义工作的,我们都认为同志。(三)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四)我们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凡有甘愿做帝国主义走狗,或做我们的汉奸者,我们必须用扑灭帝国主义的手段来扑灭他。

  北京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宗旨于此可见。然而他那第三条的声明却有些不问内政的嫌疑。既然有第四条的规定,何以又在第三条声明个“概不与闻”?恐怕实际上照第四条的广义解释起来,现时中国实在没有可以“不与闻”的事。若是如此,又何必要有“不与闻他事”的声明;若不是如此,即对于国内许多间接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的事不去与闻,那么,北京大同盟的反帝国主义始终是不澈底的。这是我们不能不向北京反帝国主义同志直说的。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发表他们的致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书——请印度、朝鲜、台湾、缅甸、安南、暹罗、波斯、菲律宾群岛、马来半岛,以及各种黑人同起实行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同时又致书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要求“扫除数十年来国交亲睦之障碍”,可惜这句话的真意虽好,而文句上却有些象外交部的滥调公文。此外关于四川万县事件[6]、沙面罢工,他都有抗议的通电。

  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之外,还有学生方面发起的废约同盟。

  二、上海

  上海市民对外协会的组织成立,还在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之前。七月二十八日他和市民协会、机器工人俱乐部、店员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工团联合会、中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等共三十余团体,联合发布撤废不平等条约之宣言。有云:“亡国之实已至,共管之势已成,若不亟起废除前此所订之辱国丧权条约,则亡国奴之头衔行将加诸我国人之身矣”。八月十三日,这些团体便组成废约运动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同盟也成立于八月廿三日。上海这些反帝国主义的团体,对于沙面罢工及商团私运军械事件[7],都曾有通电警告列强及中国的卖国贼。

  三、湖南

  湖南从六一惨杀案[8]后,对外的运动日益进步;以前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在七月底也邀集农工商学各界团体组织成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当天便有电援助沙面罢工,他的宣言里说:“帝国主义,不是英法美日人民全体的意思,而是英法美日的军阀资本家的意思,他们不独压迫我们,而且也压迫他们本国的农人工人。”这便足见湖南的反帝国主义同盟,确有真知灼见,能找着中国民族反抗列强的真正的同盟军。

  四、山东

  济南方面早就有组织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的消息。最近青州商学联合会已发表响应北京废约同盟的通电,也说:“我们应该明白,非(一)革新政治;(二)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者,向国际帝国主义者猛攻,不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五、广州

  广东方面,虽然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组织较迟,然而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社等诸团体早经准备在九月七日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况且九七以前的没有这种组织,仅仅是形式上的事,实际上广东平民的反帝国主义早已见于行动。例如最近沙面罢工,各界援助奋斗,便是显然的事实。国民党在此地的经常工作,更不用说。英商买办陈廉伯私运军械案中,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市郊农民会协会,都有决心牺牲以拥护革命政府而歼灭私通帝国主义之买办的表示。

  六、国民党与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反帝国主义运动本是国民党最近的目标,行向三民主义的第一步。所以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成立之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便有封信给他,表示国民革命的意义,本在于反帝国主义,如今军阀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北京城圈里,居然能有人起来反抗,足见国民革命的发展了。他的原文如下:

  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诸君鉴:自帝国主义发生于最近世纪,世界人类,遂无宁日,少数人类挟其政治上、经济上一时优越之势力,向多数人类肆行侵略,亡国灭种之祸,遍于美非澳三洲,而渐及于亚,故知苟与之遇,非奋斗以求生存,则惟有沦胥以归于尽。中国政府,前为满洲[9]所篡夺,后为北洋军阀所窃据,其对外观念,非浅狭愚闇的排外思想,即卑污苟贱的媚外思想,于是帝国主义之在国中,为患遂日以加烈。当瓜分论极炽时代,国民犹有刿目怵心,欲起而救亡者,及共管论代兴,国民受之,反寂然若无所动,则知经济力之亡人国家,灭人种族,较政治力为尤甚。本党痛心疾首,日以打倒军阀,抵抗帝国主义号召全国,所冀人心振奋,共挽危亡,何幸诸君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压迫环境中,有此决心抵抗之大同盟,不独令为虎作伥之徒,丧其魂魄,其足令磨牙吮血者,知吾国尚有人在,临风逖听,欣慕何似,所望努力不懈,以求奋斗之成功,国种存亡,悉系于是,敢布心腹,惟盼鉴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1924年9月2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研究系,见本卷第384页注①。

  [2]临城事件,见本卷第65页注①。

  [3]沙面苛例,指1924年7月广州沙面租界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制定的所谓“新警律”,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广州数千工人举行罢工,坚持一月余,迫使英、法当局取消该警律。

  [4]陈买办,指陈廉伯,广州英国汇丰银行买办。1916年起任“粤省商团军”总团长。1924年发动商团叛乱,失败后逃往香港。

  [5]中俄协定,指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

  [6]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轮船因在四川云阳长江中撞沉中国木船十余只,淹死川军官兵和乘客数十人,被当地军民扣留。9月5日,英国竟派军舰炮轰万县,毙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焚毁民房商店数百家,造成万县惨案。当地驻军奋起抵抗,击伤英舰一艘。

  [7]私运军械事件,是英国买办陈廉伯为武装商团阴谋叛变一手制造的。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命令扣留了他私运广州的大量武器弹药。次日,又吊销了他骗取的该项军火入口护照。

  [8]1923年6月1日,长沙市民与日轮乘客冲突,日轮招日舰水兵登岸,枪杀市民三人,伤数十人,是为六一惨杀案。

  [9]满洲,指满清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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