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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

  哲学的思潮往往是时代的人生观变易之际的产物。譬如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1],启蒙学派[2],或是欧战前后的复古思潮[3],都是社会制度根本动摇时的影响。然而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的背景。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胡适之的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这固然是中国“第三阶级”发展时的思想革命。可是实验主义的本身在欧美思想界里所处的地位是否是革命的呢?这却是一个疑问。

  实验主义(唯用主义)首先便否认理论的真实性,而只看重实用方面,——“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可是这一个原则,却亦没有抽象的价值。他的应用亦是因时因地而异其性质的。他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至于欧美呢,这却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

  诚然不错,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着什么而生活?怎么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因为实验主义给的答案是“怎样应付现状”。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应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国的第三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欧美的资产阶级,要应付劳工阶级的反抗,所以是反动的。

  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处于国际竞争之间,当然需要科学的知识,以为应付之用,所以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他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哲学,尤是“美国主义”。实验主义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澈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澈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澈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

  实验主义是什么?詹姆士[4]说:实验主义的方法,最先便是消弭哲学上辩来辩去辩不完的争论问题。宇宙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这是永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宇宙的真实,其实可以不用讨究。实验主义只问某种意见在实用上有什么结果。假使某人认甲种意见为真理,认乙种意见为非真理,在实用的结果上,有什么区别?若是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很不用争辩。真正的争辩,只有实用上两种意见有不同的结果时,方有价值。

  实验主义的名称——Pragmatism的语根与欧洲文Practic(实用)一字相同,本为希腊字“行动”之意(故又译为唯用主义)。普通的哲学系统,大致都以“静观”作考察宇宙的观点,从没有问及宇宙的变易之可能与必然的,亦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的积极精神的。实验主义却是一种行动的哲学。

  “实验主义远避一切抽象的不可几及的东西:一切纸上的解决,先天的理由,一切硬性的不可变易的原则,一切锁闭的系统以及一切绝对与原理。他只问具体的,切近的东西,只问事实行动及权力。”(詹姆士之《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他要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有这方法可以研究现实生活,并且改革现实生活。他的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某种行动的“动机”;他时时刻刻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这都是实验主义的优点。

  然而实验主义的弱点,却亦在他的轻视理论,——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论的。

  照实验主义说来,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凡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对付外界的手段,别方面是一种逻辑的工具,如此而已。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都应当合于我们的需要。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他实用上的结果而定。“那一种理论对于我们最有供献,最能领导我们,最能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各部分的问题,最能综合我们的一切经验,丝毫不爽,——这种理论,实验主义方认为他是真实的。假使宗教能合乎上述的条件,假使“上帝”的概念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实验主义又何所根据而反对上帝的存在呢?”(詹姆士)只要对于事实有利益,不管他究竟真不真,这种理论总是好的。假使宗教能“安人心”,那么,宗教亦是真理。

  实验主义的意思,以为真理自身并无何等价值。每种学说必须与人的实际需要发生关系,方能成为真理。假使宗教能帮助我们经营实际生活,减少我们生活里的苦恼,那么,宗教亦是真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实际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释呢?不然的。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事实上无所用其“积极”的地方,单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无用的。一定要客观世界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客观里的一切发展是依定律的,这些定律可以做我们人的行动的指导的,——那时方有积极之可能。如今实验主义只问理论能否做人的行动的动机,——那就是承认一切催眠术式的学说亦是真实的。譬如说:中国现在要一个好政府,——你们只要承认这一个意见,动手去干就好了,不必细问这一种意见,是否客观上有实行的可能。中国政治的发展,社会里各种力量的形势,依社会变易的定律,是否容许好政府式的救中国,也应当考虑一下。

  何以实验主义以为一切理论自身本无何等价值?这是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建筑在多元论上。“……现实世界若是离了人的思想,就变成很难捉摸的东西。现实世界接触了人的经验之后,还没有定名,便只造成某种观念;或者呢,现实世界还没有被人认识明白之先,能因经验而与人以某种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一种模糊的绝对的不可捉摸的意象,——纯粹理想上的一种界说。”(詹姆士)

  如此说来,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这种感觉以外的真实世界,若是不和我们的经验接触,那么,他的存在与否,都不成问题。于是我们便能任意分割经验上得来的感觉,使成种种事物、种种关系及联系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感觉固然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绝不受我们的管束的。可是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凭着这些利益和需要我们再来决定:许许多多感觉之中对于那几种感觉我们便注意,对于那几种便不注意。因此,现实世界的内容,可以由我们自己选择。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凭我的需要,择取外物的观念,——我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别人所见的;我现在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我将来所见的。于是外物都成了我们任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凭着自己的需要而设想出来的。詹姆士说:“……就是在感觉方面,我们的精神亦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能取此舍彼——这便是感觉方面的界限;注重感觉所得的某几部分,而不注意其余的部分,我们就划出一个先后来了;在这里再整理出一个系统之后,我们方能了解他。总之,我们有的是一块大理石,要自己拿来雕一个形象出来。”在某一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几种目的,便照着这些目的制造出一种观念来,这些目的以外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问。因此,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他的真理便成了主观的。所以一切“真实”只是为我们思想的方便(Expedient)而设;——一切“正义”,亦都是为我们行为的方便而设。

  照实验主义的观点看来,假使某种真理,因种种原故而变成无益的,他亦就成了谬见;换句话说,假使原有的目的和需要变了,以前的真理便变成非真理了。人的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主观的愿望及目的——是智识和意见之真否的最高标准。这些目的和需要愈有价值,愈高尚,那么,能以达到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学说也就愈有价值,愈真实。

  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很相近。其实不然。

  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为:“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应作用;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会阶级的行为是如此。”仅仅承认在心理方面说来,每一社会阶级对于自己有益的真理,对于那种能够做自己阶级斗争的好工具的学说——格外接近些;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

  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能与外物相符合。因此,我们要利用外物,只能尽他实际上所含有的属性,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客观的现实世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不能做我们行动的目标。现实只有一个,真理亦只有一个。我的观念及思想,当然是刻刻变的;然而这是因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在那里刻刻的变。却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目的在那里变。照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意义,我们亦在时时刻刻变易外界的现实生活,然而只能依着客观的趋向。我们不能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现实生活处处时时矫正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观念反映客观的现实很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便不致于和现实相冲突,——不致于“碰钉子”。某种意见是真理——并不因为他对于我们有益;这种意见对于我们有益——却因为他是真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客观的现实世界确是变易不息的,我们因此要求科学的真理——确定的真理,求此变易之中“不易”,不能象实验主义那样,只认暂时有益于我们的算真理。我们得了科学的真理,客观世界的定律之后,才能澈底的改造社会,不能安于琐屑的应付。

  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原载1924年8月1日《新青年》季刊第3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百科全书派,指18世纪法国一些启蒙思想家因编纂《百科全书》而形成的学派。代表人物有狄德罗、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他们在哲学上大致倾向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在政治上主张民主政体或开明专制制度;都坚决反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以及封建制度。

  [2]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等人,曾积极进行民主思想的宣传,鼓吹天赋人权学说,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用意在于启发人们的觉醒,被称为启蒙学派。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有些思想家认为战争的发生和它带来的破坏,是由于“科学发展”的结果,是由唯物论造成的,因而极力宣传唯心论,宣传复古,并颂扬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如法国的普陀罗、柏格森,德国的台里乌司,日本的《东方之光》杂志等。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东方杂志》第15卷4号、6号的有关文章,对当时的复古思想均有所反映。

  [4]詹姆士,今译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著有《信仰的意志》、《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真理的含义》等。

  (1)本文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作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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