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满洲经济|瞿秋白

现在的满洲经济

　　现在的满洲经济(1)（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一、满洲之殖民化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那时的满洲人还在部落的图腾时代，只知道狩猎，放着一片干净土文风不动，而且还要封禁。可是东亚经济的发展，早已打倒圣皇神武的偶像：——嘉庆四年吉林将军秀林的报告说，郭尔罗斯地方许可流民开垦，事在乾隆五十六年，后来逐年发达，不满十年，丈量已得既耕地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四十八亩……自此之后，开垦的土地，日益增加无复限制。

　　这是殖民满洲的开始，所谓满洲之“殖民化”（Colonization）。中国生产力低而人口多，山东、直隶的盗匪流民都蜂涌的移居到满洲去；单就经济方面而论，可以说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外延。然而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有天然丰饶的土地，又有历代的经验，所以中国人的经营农业已经很复杂，比起西伯利亚的野蛮小民族来，大不相同。野蛮民族的农业纯粹是自给的。中国人的经济却已经是半自给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农业经验带到满洲去，立刻就毁坏满洲的“天然”，开辟出城市来：一则因为农业中消费品不能完全自己制造，二则因为垦植需用的工具、肥料、种子很复杂，所以有交易的需要。这种需要便是满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商业以至于工业。

　　世界资本主义从西欧经俄罗斯，从南洋、美洲经日本，双流汇合直达百年前沉寂自安的满洲。于是满洲便成现代经济机体里的血脉。他的经济发展就不仅是内部生活，而已经勾通了世界市场。“交易需要”骤然扩大，而经济发展便大变方向：不但是商业工业，而且农业的生产也就变了性质。运输机关的发达是必然的“意中事”。假使满洲或者中国是政治上独立的经济区域，那便应当有确定的关税政策，——因为中国式的农业经济比野蛮民族固然程度较高，比世界工业却低万倍；若是放任运输上、商业上的流通，听其自然，必定使内部的经济发展大受影响，而不能有各方面的健全的进步，——势必至于发现偏畸的病状。中国境内，既受外国“债主”的压迫而丧失关税权，于是能调节经济发展的便只剩得运输机关；此等运输机关的自然适应当然能有几分效力。假使运输机关入资本主义国家之手，那他的调节就必定完全以有利于自己与否为标准；不但无益于满洲的经济，并且大有害于中国。可是实力衡比的结果，中国既不能以关税权、又不能以运输机关行自己的经济政策，以保证满洲经济的健全的发展；——于是满洲的铁路、航路便成资本主义国家争取满洲经济权的焦点。日俄之间的旅顺和议[1]，以及一九〇七、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六年的条约[2]，便是两国分割满洲的“势力范围”之表示：东清铁路与南满铁路的划界。

　　最初，日俄两国的需要大致相同的：都是要销售自己的工业品和收买廉价的农产物。可是后来却渐渐不同了。俄国工业品从一九一四年之后简直不见了，即使偶然再发现于满洲市场，也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因为这几年来，日本（甚至于中国）的工业品大大的发展，而俄国工业与满洲市场相隔已有一万余里。俄国需要满洲农产物的数量相对的亦已经大减少而特减少：——即使恢复原有的每年三千万石，亦只抵到满洲输出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对于满洲经济无大关系。所以可以断定俄国现在即使还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决用不着满洲做殖民地。不但如此，俄国革命后的西伯利亚反而可以做中国小工业品的销场；依他那国家或协社制的对外通商原则，俄国现时却能辅助中国商业，组织销货，以及其他商业技术上的进步。至于输入呢，现在差不多完全在日本掌握之中；运输上的调节机关，中国亦应当利用俄国以抵制。可是这都是说满洲当有的经济政策；而现在实有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二、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经济

　　第一便应当看满洲输出品的分配。

　　满洲出产以豆及豆制品（豆饼）为大宗，出口的口岸便是大连、牛庄、海参崴。据日本人的统计，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豆及豆制品输入日本的——占全额百分之七三·五；输入欧美的——百分之一〇·六；输入中国（关内）的——百分之一五·九。此种产品（豆及豆制品）输出额及分配地域与前十年大不相同了，单就大连一口列表如下：

　　

　　大连一口的总输出额，亦是如此的比例：

　　

　　由此看来，日本的需要不但盖过欧美，并且超过中国的需要。豆及豆制品对于日本并非纯粹的“外国货”，他自己国内亦种的。可是因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城市生活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每年加百分之一二），所以农业进步而需要肥料及油米的数量大增。于是满洲遂成日本收买豆及豆制品的重要市场；同时满洲的豆业也就大受他的影响。

　　满洲的小麦亦是日本收买的居多，虽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欧美方面稍有需要，而最近两年来，仍旧恢复了日本独占的形势。

　　既如此，我们可以断定：“满洲对于日本，简直是他农产物的外库，国内不足以自给，非赖满洲不能生存。”同时，商业方面异常发展，日本国内的农产物，譬如所谓“东京米”，却又尽量销入满洲；——于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国内经济自给”，并非单指消费需要而言，乃是指的“利润需要”，——日本资本家没有满洲，便不能继续发展。日本需要满洲既如此之急，我们且先看他收买满洲农产品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三、大连与海参崴的竞争

　　日本经营满洲农产品输出事业的方法，第一着便是集中输出于大连。只要看下列三口岸输出豆及豆制品的比较表，便可以知道了：

　　可是南满开辟已久，尤其是最近几年，满洲的“殖民化”大致已偏向于西北；而新垦的地域比较上自己的需要少而能多量的输出。近几年来，北满沿中东铁路一带，移殖的人口每年增多约有百分之三至五；因此，南满产物的输出相形之下便逐渐减少。经大连输出国外的货物，大半来自北满。自长春以北来的货物逐年增多：

　　

　　可见经南满至大连的货物现在只占得总额百分之五十有余，其余一半是取之于北满的。日本要集中满洲的输出于大连，所以他的南满铁道便大有作用，铁路上的运费可以和中东竞争，使货物不经中东至海参崴出口，而经南满至大连。然而运费竞争对于日本未必有利，而且中东路的运费比起南满来实际上还是便宜。所以货物多经大连而不经海参崴却还有许多别的原因。

　　四、日本之大连市政策与中国农民

　　满洲输出的集中于大连，当然要和商货汇聚于大连的过程同时并进。日本的南满铁道管理局和银行机关便专做这两件事。大连关秤、工业、放贷以至于商业机关，都全力整顿，以求这一商埠的发达，而吸引北满的货物。

　　最注目的便是大连的制油业，现在已经比哈尔滨制油业的生产力高三倍，而且占全满洲制油业的百分之五十。再则，日本人组织堆栈，便于屯置豆及豆饼而不腐坏。就是所谓“关秤”机关，虽不十分价廉，而对于出口商却已十分便利，货物一到便能开秤。凡此一切，都能增高大连商埠的价值。况且日本的银行政策又帮着发展大连的工商业；所以大连的“行市商情”现在已经足以做满洲物价的枢纽，与世界市场相联络。

　　日本此等“殖民天才”专用在掌握满洲农业生命，霸占农产品市场。中国本来没有大银行足以与日本抗衡；即使有小银行（张作霖的）或者钱庄银号，能勉强对于经营农商的小企业家放贷流通资本，也就很难和日本竞争，——银行愈小所取利息愈重。况且东三省农民之间又没有一定的货币单位，各省县任意发出的小票（如奉票等）足以扰乱农民经济，不用说辅助他们发展了。因此种种，日本的“大连市政策”很足以运用全满洲，而不遇见经济上的抗御。日本各经济机关的政策已经取得独占满洲农产品市场的地位，农产品价格因此低落而农民便受剥削不堪。日本政策俨然成一系统，他剥削满洲农民的手段非常刻毒。我们且看一看日本所最需要的豆饼价格的动象：

　　

　　很显然的可以看出：豆饼输出最多的时期刚刚是最便宜的时期；种米季里豆饼贵时却只有少数输出，——以补不足。至于欧美所需要的油便大不同了：

　　

　　此处输出愈多，价格也愈贵。——需要多而价值高，本是自然的事；然而和豆饼相较，显而易见日本经济政策的人力调节。至于中国农民（卖者）与日本企业家（买者）之间，利益更相悬殊了。资本雄厚的日本机关能预先分配需要的数量于几月之前，而“等米下锅的”和“等衣上身的”乡下老只能睁着眼吃亏。

　　五

　　欧战期间，日本逍遥阔步，一国独占满洲市场。欧美那时因战事的困难，只能稍微买些满洲的豆油，并已经不能买豆回家自制。于是满洲境内制油业便大发达。宣战之后，豆及豆饼的价格便跌到和一九〇九年时一样。欧美只要油不要豆的结果，就使满洲境内豆饼的供给过多。于是豆饼的价格大大低落；幸而那几年中国关内的需要忽然增多，才勉强维持住豆饼的价格，可是欧战完后，中国的需要量又少下去：

　　

　　中国需要虽渐减，战后的欧美的需要始终要增加的；日本农工业的开发也引起更多的需要，所以日本故意格外辅助豆及豆饼的生产，使数量日多而价格可以不致于十分增高。假使生产不容易，那便先发展运输业，使远处穷乡僻壤的豆产多汇集于大连。所以那几年日本拚命的投资于吉长等铁路，以至于想攫取中东路。只是中东路没有能完全到手之前，他极不愿意中东路的东南段发达，更不愿这一带有中东路的支线，因为假使如此，东满的货物便趋于海参崴了。输出的口岸里多一海参崴，便足以破坏日本独占满洲农产品市场的局势；那时日本野心便不期而期然趋于占领沿海滨省。

　　现在且说日本这种拓殖政策的成效。日本的政策始终不能阻止自然的发展。——豆及豆饼价格的增加反而速于豆油价格的增加，甚至于豆油价还往下落；这是因为攫取铁道权的政策还没有发生实际的效力，而海参崴又占领不得。同时，生产量的增加又决赶不上欧战后豆及豆饼之需要量恢复原状的速度。于是有下列的结果：

　　

　　最主要的因素，固然在于欧美重复需要豆及豆饼，然而满洲经济力的“殖民化”渐渐缓慢起来，也是一个原因。因此北满问题便成了日本的心病。

　　六、俄国革命后日本之北满政策

　　俄国革命以前，中东路与南满路的运费，订有契约，不相竞争，——就是各就各自的区域内包运货物，不能越境。当时两路运货分界地是宽城子。俄国革命后，中东铁路管理局与俄国政府脱离关系。南满铁路便没法运北满货物——简直越过宽城子直上长春站；破坏以前的原则。中东路方面，尽着由白党利用做军事阴谋，无暇运货，所以就是愿意经宽城子运往海参崴的货物也只能转向大连出口。况且大连日益繁兴，而海参崴在那时几乎完全丧失商业上的意义。

　　中东路及道胜银行于工商业放贷业各方面，都不能和大连竞争，只有跌低运价之一法；所以远东战事稍清，仍不见中东路有所作为；更不用说那些白党的贵族只知道侵蚀公款，吸中国人的血了。于是那“运费平等”的原则，因双方的破约而成空话。然而日本机关的努力居然能使北满自哈尔滨以下的货物尽数归于大连，——又强迫中东路恢复契约：可是现在是从哈尔滨到大连，从哈尔滨到海参崴的运费相等；比较从前以宽城子为界的形势大异。况且从哈尔滨到长春的一段中东路特别修理得好，仿佛已经成了南满的支线；其余各段的中东路仍在残破之中，——单此一端便足以使大连的独占形势不但稳固，而且更有进步，可以吸取全满洲的农产物。于是南满铁道的政策得以畅行无阻。中国虽然收回中东路自管，实际上仍在俄国白党手里，他们不但无意顾及中俄的利益，而且道胜银行根本上就不能与日本抗衡。

　　若是照现状继续下去，势必至于北满新垦地完全入日本资本家的掌握之中；中东路变成南满的支线，北满问题对于日本便可以算完全解决，——现在松花江一带的农产品已经归大连节制。北满其余各地不久也要尽入日本的囊橐。

　　七

　　满洲的经济生活现在处于如此窘急的地位，还有美国人眈眈虎视要想吞侵中东路；美国公使舒尔曼[3]巡狩中东路，并且秉着华盛顿会议[4]之“门户公开”原则，出来帮俄国白党争东省地亩问题，——其实俄国的正式政府已经赞成中国的处置办法。所以满洲的经济利益又要做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而满洲农民，不但受剥削，并且还要当炮灰。

　　日美冲突的问题，牵涉太远；我们且只说满洲经济政策的常规：——应当抗拒日本的经济侵略。日本收买政策非常之有组织；中国农民亦应当组织完备集中的发卖协社；同时，应当设立借贷的机关，帮助小农小商周转资本，设立协社制的堆栈，存储谷类。再则便是与俄国合作，重辟海参崴的市场，调节输出，勿使大连独占，那时满洲的农民方能得到当有的卖价。譬如欧美若能经海参崴购豆饼及豆油，大连的行市就要大受影响。中东路的东段应当竭力整顿，因为北满殖民化的趋向必定还要增加输出，而经海参崴的直达路线，应当比经长春、大连的价值低廉，而且敏捷便利。如此，才能使中东路不成为南满的支线；——假使我们不能收回南满，那么，至少可以利用俄国的技术及资本实际与苏联合办中东路，以抵御日本；组织农民，实实在在的振兴满洲经济，不让他偏畸的发展。中国和俄国若能合作，就能在远东得一独立不受牵制的经济势力，影响世界市场。海参崴及西伯利亚与满洲的经济大有关系。

　　然而，必定要中国能完全舍弃华俄道胜银行，划清中东路股分的实际所有权，同时就是肃清贪婪的无赖的白党。那时中国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及通商关系才能完全弄好，而且有实效。中俄之间的关系不确定，俄国的沿海滨省和中国的满洲双方的政策便不能相适应，——如何能造成抗御日本的经济势力？况且中国若仅赖道胜银行，而不找一更强固的维持力，必定使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势力变成政治势力，——完全断送满洲。

　　因此，可以断定：“满洲经济发展的保证在于中俄的协约。”

　　原载1924年2月1日《前锋》第3期

　　署名：屈维它

　　注释

　　[1]旅顺和议，指1905年9月5日日俄签署的《朴次茅斯和约》。该约规定：1．俄国将从中国取得的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让给日本；2．俄国将长春到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支线的权利让给日本；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优越利益，并不阻碍日本对朝鲜的保护与监理；4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是年10月30日双方驻满洲部队司令部代表据此签订了撤军协定。

　　[2]1907、1910至1916年的条约，指1907年7月30日签订的《日俄协定》、《日俄密约》，1910年7月4日签订的《日俄第二次协定》、《日俄第二次密约》，1916年7月3日签订的《日俄第三次协定》、《日俄第四次密约》。其间还曾于1912年7月8日签订了《日俄第三次密约》。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日俄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划分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3]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man，1854—1942），美国外交官，当时任美国驻华公使。

　　[4]华盛顿会议，见本卷第65页注②。

　　(1)本文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各节都加了小标题（缺第五、七两节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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