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的时机到了！|瞿秋白

革新的时机到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革新的时机到了！革新的时机到了！世界本来是一天新一天，又何苦要我们来革新呢？可怜！中国人！汉族还完全是在家族制度——家君制度——里面，满族、回族是和汉族同化了，蒙古族、藏族受了宗教的影响，到现在还是半开化的种族。世界诚然是一天新一天，中国人恐怕是一天旧一天，一直回复到原人时期去，做他的“羲皇上人”了。欧战以后，全世界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组织上的变动，一天紧似一天，中国人现在这种状况，如听其自然，能够赶得上人家吗？所以我要大声疾呼的提出来说，“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多能够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要有极大的贡献。

　　何以说革新的时机已经到了呢？从表面上看，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激刺，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现在北至北京，东至上海，西至成都，南至广州，许多出版物，许多集会，前仆后继，一天盛似一天，多是为这一种运动所支配的。这一种的现象，固然是极可乐观的。不过我们应当进一步着想，想推广这种运动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

　　大凡一种革新的思想发生，必定在社会极纷乱，人生极困苦的时候。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是纷乱到极点了吗？生活不是困苦到极点了吗？所以这种新思想的发生，是万不能免的事实。不过革新家处于这种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极多，而最要紧的就是：力求普遍这种新思想。杜威[1]博士说，必是人类共同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要是社会和政治没有病，不会有人去考究补救的方法。出来想补救方法的人，既然知道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有病，就应当想到有这病的人是谁，是不是单单想补救方法的人自身有病，一定不是的，一定是社会全体有病。所以想补救这病，一定要求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觉悟，方才能够补救。若是不求大多数人的觉悟，单在局部着想，就容易生出流弊出来。所以杜威博士又说，从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派别，大概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简直不睬，另有他的超于现代社会政治的理想；一派是，主张求现代制度本身的道理。这两派同犯一病，就是要“根本解决”，所以一则流于无为，一则始终办不到。我的意思，以为这两派的谬误，非但在要“根本解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为时代所限，有一个根本观念——不平等的观念。像罗马的市民和奴隶，中国的君子和小人，印度的四个阶级[2]，多是这种的观念。所以，因为这种出来想补救法子的人，多生在较高的阶级里面，他们只想怎么样能够叫使社会的秩序安宁稳固，而不想怎么样能够使社会里的人，人人去求有秩序，求安宁。所以像第一派所主张的，譬如老子[3]，他主张小国寡民，他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然而他始终没有找着，“怎么样能够使人人不贵难得之货”的方法，所以他的小国寡民始终没有实现。苏格腊底[4]说：“我已经找着了，正道的人是什么样，正道的社会是什么样，他的正道存在在什么地方。”（Nous avons trouvé ce que c'est qu'un homme juste, une societéjuste,et ce qui consiste leur justice．—La République．）这是柏拉图的《共和国》[5]里面的话，可是他究竟用什么法子，去使人人多知道他所知道的呢！他们的共和国究竟为谁而设？他们的共和国究竟实现了没有？至于第二派所主张的，譬如孔子，他主张古来的礼教，如郊天敬祖，祭名山大川，庠序学校，选举等制度，都有注意，应当保存的，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6]然而从孔子以后，三千年中间，并没有绝对反对他的学说，并且附和他的非常之多，为什么终究没有看见他们所理想的郅治之世？汉朝人通经致用的“道”，王通[7]王道的“道”，韩愈[8]所原的“道”，程朱陆王[9]的“道”，是一代一代变迁，制度也是一代一代更改，古代的礼教究竟保存住没有？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

　　总之，这两派根本上的错误，就是先立一个君子和小人，或是贵族和奴隶的区别，因此，他们以为君子怎么样使小人，小人怎么样处治，天下就太平了。更进一层，他以为我怎么样想出一个法子来，使别的君子照我的法子去自治，去治小人，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是两派相同的，不过一方是消极，一方是积极而已。所以无论什么法子，都不中用。若是老子当初主张小国寡民的时候，就有一个法子去实行他的主义，一步一步上去，自然觉着行不通，遵行他主义的人，自然就会逐就改良，或者一反他的主义，也未可知，终究有普遍的一天。所谓普遍并不是求他一人的主义普遍，是求他补救社会政治缺点的心的普遍；可惜他只求君子能治，不求全社会的自治，结果连君子的自治，也做不到。老子的学说——第一派的学说——如此；孔子的学说——第二派的学说——也是如此。他们本来想补救社会政治的缺点的，可是他们认定了他们的二元说，不去求普遍他们的学说，他们所要补救的是全社会，他们所补救的是一部分，他们补救的方法，姑且不论，他们补救的东西不是他们所要补救的，所以他们虽然想补救等于没有补救一样。

　　不过还有一层，这许多人所以能够想起这许多法子来，是因为当时社会有不安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思想就迎着他走，不论是矫正他或是引导他，这两方面一定是互相影响的。譬如春秋时候所以发生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是由当时和以前社会的现状和传说，反映出来的。如《诗经》上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10]和“女曰鸡鸣；士曰昧旦”[11]的一派思想。又有“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12]。和“女曰‘观乎’！士曰‘既且’。”[13]的一派思想。即如最小的事，象五代时候，江南一带，社会上有喜欢神奇的风俗，就有罗隐[14]秀才一派的名士；明朝时候，社会上盛行才子佳人的小说戏曲，就有唐伯虎、祝枝山一派的才子。至于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 Comte，Baron[15]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不过哲学家文学家的不平等观念，能够保存这种制度格外长久一点就是了。譬如中国人的“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如今，从《大禹谟》[16]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来解释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照此看来，君子小人的观念，不但我汉族在孔子以前就有的，也许在最古的苗族里已经有了。（上面引的《大禹谟》里的两句是禹征三苗时的誓辞，是声讨三苗罪状的话，虽有人疑心这篇《大禹谟》是假的，是皇甫谧[18]伪撰的，然而《墨子·兼爱篇》里引禹的征苗誓辞也有这两句话[19]，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句话是禹说的，是秦汉以前的确有这种传说的。）这种观念所以会遗留下来四五千年，或者也是孔子、老子学说的力量。所以我说，社会和学说两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既然知道这两方面的互相影响，就可以知道，他们非但想补救等于没有补救，并且因为他们的补救，倒反使我们补救的时候，增加许多的困难；又可以知道，社会的风俗习惯，最容易转移人的性情，使人无形中受他的影响。我们革新的第一步，就是要排除掉这些困难和预防我们所提倡的学说，将来生出极不好的结果出来。他们当初何尝不想补救社会的弊病，他们又何尝不想普遍他们的学说，他们的谬误在什么地方？我们万万不可以再蹈他们的覆辙了。他们不是不求普遍，他们所谓普遍，是偏重某一阶级，是求普遍于某一阶级，或是某一地域，所以终归失败。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求普遍的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Democracy。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新政，庚子以后的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为总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色彩。现在“德谟克拉西”到了中国了！革新的时机真到了！

　　我们应当：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

　　第四项是我们亚洲人的责任，如今欧洲人布满全球，他们的文化传播的极远，我们亚洲人如何？亚洲人文化如何？这不是太放弃自己的天责了么？我们如是能够尽我们的责任，把亚洲的民族多开化了，才能免掉将来再生出阶级来的危险，才渐渐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本于“德谟克拉西”的，我们就应当从今日筹备起。

　　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三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杜威（一八五九——一九五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一九一九年曾来我国讲学。

　　[2]古印度的等级制度分成四“瓦尔纳”（即种姓）：一、婆罗门（Brahmana），即僧侣贵族，享有种种特权，是精神生活的统治者；二、刹帝利（Ksatniya），即武士贵族，掌握政治军事权力，是国家的统治者；三、吠舍（Vaisya），社会的基本生产者，包括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四、首陀罗（Sudra），无任何权利，从事卑微的服役工作，遭压迫歧视，地位最低。

　　[3]老子（公元前约五八〇年——前五〇〇年），道家学派创始人。所引“小国寡民”，语见《老子·小国寡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语见《老子·不尚贤》。

　　[4]苏格腊底，今译苏格拉底（前四六九年——前三九九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5]柏拉图（前四二七——前三四七），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著作《共和国》，今译为《理想国》。

　　[6]“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语见《论语·阳货篇上》。

　　[7]王通（五八四——六一七），隋代哲学家，主张以儒家的仁政即“王道”为道统，著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赀易》等，世称“王氏六经”。

　　[8]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主张尊儒排佛。

　　[9]程朱陆王，指北宋哲学家程颢（一〇三二——一〇八五）、程颐（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南宋哲学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和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以及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他们也都被称为理学家。

　　[10]“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语见《诗经·相鼠》。

　　[11]“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语见《诗经·女曰鸡鸣》。

　　[12]“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语见《诗经·隰有萇楚》。

　　[13]“女曰‘观乎’！士曰‘既且’。”语见《诗经·溱消》。

　　[14]罗隐（八三三——九〇九年），唐代文学家。

　　[15]De，贵族姓氏的标志；Comte，伯爵；Baron，男爵。

　　[16]《大禹谟》，传说虞舜因夏禹辅政有功而作；原《古文尚书》有此篇目，已佚，今本系后人伪托。

　　[17]“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语见《论语·里仁篇下》。

　　[18]皇甫谧（二一五——二八二年），魏晋间医学家，兼治史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

　　[19]墨子（公元前四六八——前三七六年），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兼爱篇》为其代表作，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篇》与《尚书·大禹谟》中引禹的誓词涵义相同，文字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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