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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3)


  然而百三家的题辞究竟太多,不可能全讲,杨先生只能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给我们解释。这些题辞都是骈体,杨先生于是教我们学作品体文。他说:“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用品体写的一篇题目叫《记梦》的作文。大意是:暑假回家,刚下轮船就看见外祖母家的阿秀接我来了。我知道母亲带了弟弟在外祖母家歇夏,就快步跑去。进了大门,在院子里看见外祖母端坐堂上,吩咐厨娘,晚餐该做什么菜,什么汤。宝姨站在外祖母身旁,给外祖母打扇。我等外祖母吩咐完了,然后上堂向外祖母和宝姨行礼。外祖母很高兴,说:我算着你该来,果然来了,满头大汗,快去洗脸吧。

  宝姨就拉我到东边的厢房去,那是她的书房,她叫我用她的面巾洗了脸,就拉我到窗前说:你看,这是什么?我抬头看时,墙上原来挂着沈南蘋花鸟的三尺小立轴旁边,多了一副对联,珊瑚晕洒金夹贡,行书,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宝姨说,要考考你,这上下联的出处。我说,上联出老子《道德经》,下联出列子《力命篇》。宝姨笑着点头,又问:这“命”字易解,这“力”字究竟指什么?

  我一时回答不来,就说:问妈妈去。宝姨笑道,姐姐在楼上给你弟弟解释左太冲咏史诗,阮嗣宗咏怀诗,白居易的《有木》诗呢。这时,外祖母在堂上叫:来吃西瓜。宝姨应一声拉我便走,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就跌醒了。这篇作文最后四句记得是:“檐头鹊噪,远寺晨钟。同室学友,鼾声方浓。”全文约有五百多字。杨先生的批语大意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杨先生对《陶彭泽集》的题辞,特别赞美。杨先生说,向来起相之夫只把陶渊明看成隐士、高士,而张溥则引颜清臣(真卿,唐朝人)“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又引吴幼清(澄,元朝人)“元亮述酒;荆轲等作,要为汉相孔明而无其资”,均认为是知陶者。题辞中“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其独以诗绝哉。真西山(真德秀,字景元,宋人)云:‘渊明之作,宜自为一派,附诗三百凄楚辞之后,为诗根本准则。’是最得之。莫谓宋人无知诗者也。”杨先生认为张溥集前人之最知陶者于题辞中,是真有限力的。

  寒假到了,我回家,问母亲,我家有没有《昭明文选》。母亲说,不知道。我到曾祖父逝世前居住的三间平屋中,在杂乱的书堆中找到了。这年冬天,我就专读《文选》,好在它有李善的注解,不难懂。读《文选》后,我才知道杨先生教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左太冲咏史,《文选》上亦有之。

  寒假中我与四叔祖吉甫的儿子凯崧(我叫他凯叔)谈起各自学校的情况。凯叔在嘉兴府中学读书,说嘉兴中学的英文教员是在梵皇渡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极其贵族化的学校,学生英语之好是著名的。因其校址在梵皇渡,一般称梵皇渡。)我想,一定比湖州中学的英文教师强得多了。凯叔又说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气等,师生宛如朋友。但湖州中学的舍监却很专横。因此,我就有了转学到嘉兴中学的念头。但没有对母亲说。

  寒假过去了,我仍到湖州中学,一切如常。杨先生仍然选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但他也学钱念劬老先生批作文卷的方法,不改学生的作文,只用点或圈表示好坏,和改正卷子上的错字。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文讲过的姓张的新生,现在是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了,同学们说他是个半雌雄,理由是嗓门尖,像女人,而且天气酷热的时候,他还是不脱衣服。然而这姓张的同学身材高大,翻铁杠比一般同学都强,力大,疑他是半雌雄的高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多岁)想挑逗他,却被他痛打。可是这姓张的同学却喜欢和年龄比他小的同学玩耍,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引起一些调皮的同学盯着我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这使我很气恼,也不能专心于功课了。

  由于这,也由于凯叔讲过嘉兴中学的各种好处,我在读完三年级后决心转入嘉兴中学。

  我回家后把要转学到嘉兴中学的事,告诉母亲。母亲请凯叔来详细询问,知道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员学问好,教法特别好,而且数学课好的学生在课外时间能自动来帮助数学课比较差的同学。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想我将来能入理工科。又听凯叔说,转学不难,只要把湖州中学的成绩单给嘉兴中学的学监看了,就可插入嘉兴中学的四年级。为此种种,母亲就同意我转学。而且,母亲还想到湖州中学虽有费表叔,却从来得不到他的照顾,凯叔到底是亲叔叔,一定能好好照顾我。于是在一九一一年秋季始业时我转入嘉兴中学。

  凯叔早已告诉我:嘉兴中学的“革命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学生剪辫的很多,凯叔自己也已剪去。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至于师生之间“起等民主”(老同学这样说),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教员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谈天说笑,或帮助我们备课。嘉兴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比湖州中学高了一年多,因此我更感困难。但是,几何教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时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地嘱咐同班中的“数学大家”帮我补课。

  但是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读成脑重,用的课本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但是这位教师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

  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辟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反骨”,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鸡、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计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

  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听讲佛经”。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是在范府上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听讲佛经”为掩护罢。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因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常上课。但计仰先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站,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教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也就悄悄地走了。商会义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道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挂牌子,把捣乱的学生记过,我是其中之一。大考完了以后,我、凯叔和一些同学,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除名”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是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请凯叔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凯叔转学到湖州中学去了。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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