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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三年之病(2)


  母亲现在不得不日夜守着父亲。白天,她经常替父亲拿着翻开的书籍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在看完一页以后翻过新的一页。父亲此时连举手捧书也觉得困难了。他自己叹气说:“怎么,筋骨一点一点僵硬了。”当真,他巍颤颤地举起手来时,五个指头拿东西显得不平稳,而且举了一下就觉得“重”,不得不放下了。

  那时,弟弟住在外祖母家,宝珠管他。我每天到隔壁的立志小学读书。我每天下午三时便放学了,回家来,母亲便教我坐在床沿,执着书,竖立在父亲胸前让他看。而乘此时候,母亲下楼去洗衣服,因为父亲大小便都在床上,衣服得一天换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执书让父亲看,父亲忽然说:“不看了。”停一会儿,又说:“拿刀来。”这是指我们房中的一把迫切瓜果之类的钢刀,长方形,长有半尺,宽有寸半,带一个木柄。我拿了刀来,问道:“做什么?”父亲说:“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那时我原也觉得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还是把刀给了父亲。父亲手拿刀,朝刀看了一会儿,终于把刀放下,叫我拿走。父亲也不看书了,叫我去看看母亲洗衣完了没有。我下楼,看见母亲已洗完衣服,就对她说:“爸爸欲剪指甲。”

  母亲就上楼去了。后来我再进房去,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眼眶有点红,像是哭过。到晚上,等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叫我拿刀给他,他想自杀。原来母亲听我说父亲要剪指甲,进房后就要给父亲剪指甲。父亲自己却把刚才想要自杀的事情告诉了母亲,他说,“病是一定没有好的希望了。这样拖下去,何年何月可了,可不把你拖累了么?”而且他自己也一天一天不耐烦了,一举一动都得人帮助,这也不好受呀。

  父亲又对母亲说,虽然暂时不缺钱,但明知病不能好,每天花不少钱弄吃的,这不是白花了吗?还不如省下来,留给母亲和我们罢。父亲又说:教养两个孩子成人,没有他,母亲也会办得很好,只要有钱,母亲什么都能办好。这都是父亲想自杀的原因。母亲自然认为这些都不成其为理由。母亲认为父亲的病还有希望可以治好。即使不能治好,只要不死,瘫痪怕什么?大家都在想法,如何使父亲不感到寂寞,不感到任何不便。而且父亲除了不能动,原也没有什么痛苦,为什么就“活得不耐烦”了?

  据母亲说,父亲终于答应,不再起自杀的念头了。但是母亲仍不放心,切实叮嘱我:以后把刀子藏好,剪子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父亲了。

  这半年里,每逢星期,外祖母早上派阿秀送食品来,顺便带我到外祖母家吃过午饭,又由阿秀带了我和弟弟一同回来玩一会,然后同弟弟回去。又逢到星期了,阿秀又来了,母亲却不让我去。父亲知道母亲的用意,便笑道:“让他去,我答应过了,一定守信用。”

  午后,阿秀和我及弟弟回来了,阿秀把一个衣包给母亲。母亲打开一看,原来是给我和母亲做的新衣,有夹的,也有单的。阿秀说,这都是宝珠做的。料想母亲一定忙不过来,以后,我们的衣服都由她做,还向母亲要了父亲衣服的尺寸去。母亲却将事先写好的一个字条偷偷交给阿秀带回去。

  隔了一天,外祖母带了宝珠和阿秀来了。外祖母对母亲说:“你说暂时瞒着姑爷,我却要推开天窗说亮话。”父亲摸不着头脑。外祖母又说:“请郎中瞒着病人,不好。”父亲听这样一说,便猜着几分了,说,“又有什么和尚道士会医的罢。”外祖母说:“不是和尚道士,是东洋鬼子。”于是就一五一十都说明白。原来是母亲听说南浔镇(离乌镇约二三十里,太平天国后许多暴发户都出在这个镇上)有个西医院,医生是日本人,请外祖母设法打听。外祖母派陆大叔去了一天,打听明白,这个医院的日本医生可以出诊,诊费每日十元,外加伙食费每日五元,药费另算,到乌镇来回作三天算,如请来诊,合计大概要五十余元。

  父亲听了摇头,说:“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日本人未必有本事治这怪病。”

  外祖母说:“姑爷,管他能治不能治,请来识识也好。五十多块钱,我还不算一回事。”

  母亲和宝珠也帮着说。父亲最后只好同意。于是母亲写了封信给那个医院,请于五天后派医生来镇,并付定洋四十元。

  到期,外祖母和宝珠带阿秀一早就到我家等候。祖父不愿见外国人,出外找朋友去了。祖母、大姑母也都躲开,三个叔叔好奇,赖在客堂,却被外祖母赶走。

  大约十点钟,医生来了,却是个女的,三十来岁,带个翻译,四十左右,还有个女看护(中国人),二十来岁。外祖母问那翻译:“医生呢?还在船上?”翻译指那日本女人,说她就是医生。外祖母很不高兴,正想发作,幸而母亲下来了,对外祖母说:“女的也一样,请他们上楼罢。”于是都上楼去,挤满了一房。女医生倒很大方,脱了木屐,爬到床上,开始诊病。此时正当初夏,气温较高。翻译说,病人该脱上衣。母亲和宝珠,那个女护士,三人一起动手,才把父亲的上衣脱下。照例听、敲以后,医生按着父亲的胸脯,问“痛不痛”?又使劲捏住父亲的手臂关节,问“痛不痛”?父亲都摇头。

  医生向翻译叽哩咕噜说了几句。翻译说:该脱裤子看看。外祖母听着笑了。宝珠有点害羞,站远了点儿。母亲便同那女护士替父亲脱裤子。医生按着父亲的支起的两腿,又向翻译说了几句。翻译问:病人的腿能不能伸直?老是这样支起的吗?母亲叹气回答:一年多了。医生又把听诊器按在病人肚上,这边,那边,听了好一会,又要父亲侧卧,把听诊器在背脊从上到下都听过了。蹲在床上一会儿,看着病人全身无肉,摇了摇头,这才下床来,向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说:诊断完了,下楼去罢。母亲拿一条夹被给父亲盖好,留阿秀在房,便一同下楼。

  到了客堂,外祖母请医生等吃茶点,一边问:这病有办法治么?翻译同医生商量了好多时候,然后回答:老太太明白,病人全身肉都落尽了,又听说饮食照常,这个,你们小心照管,不会马上出事。外祖母又问:这是什么病?翻译又同医生讲了几句,拿起桌子上的纸、笔,写了两个大字:骨痨。

  母亲看是“痨”,就有点吃惊,问翻译道:“骨痨是什么?”翻译回答:这是痨病的虫子钻到骨头里去了。

  母亲便不再问。外祖母和宝珠也不出声,神色都变了。

  女护士打开一个大片包,医生从中拣出两三个玻璃瓶,瓶内有药丸,也有药粉。医生各取若干,分别包成二十多包,向翻译说了一通。翻译便说:这药丸和药粉每天各吃一包。这时,医生对外祖母鞠躬,便带着护士往外走。宝珠拉住那个翻译问:是什么药,管什么?翻译回答:都是开胃药,兼带润肠。又说,诊断完了,我们下午便回南浔。此时护士又回来说:药价四元。

  外祖母又同母亲、宝珠上楼去,祖母也出面了,同到父亲房里,母亲把医生的诊断简短说了一说,便问父亲:“你知道什么叫骨痨?”父亲想了半天回答道:“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父亲说话时心平气静。外祖母和宝珠都哭了。父亲笑道:“原来说是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书了。却和母亲低声商量什么事。一、二天后,父亲口说,母亲笔录。我在旁虽然听得,却不解其意义。母亲一面笔录,一面下泪,笔录完,母亲重念一遍,父亲点头说:就是这样罢。但是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应当请公公来写。”父亲听了,苦笑道:“你想得周到。”于是叫我去请祖父来。祖父来后,父亲不把母亲写好的底稿给他看,而自己再念一遍,请祖父写。

  最后二句,我却听懂了:“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还有年、月、日。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的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立遗嘱后的一天,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小说留着,却指着一本谭嗣同的《仁学》对我说:“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从此以后,父亲不再看数学方面的书,却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常常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还常常勉励我:“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并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义。母亲要我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语说“长兄为父”,弟弟将来如何,全在我做个什么榜样。

  第二年夏季,气候酷热。母亲见从前预备给曾祖父住的两间楼房(家中称为新屋)此时空着,便找人背着父亲住到新屋的靠西一间楼下。安排我和弟弟住在靠东一间楼下。这年夏末秋初,父亲去世了。父亲死时并无痛苦之状,象睡着似的永远不醒来了。当母亲唤父亲不应时,还以为父亲睡酣,但脸上血色全没有了,摸摸脉搏,才知道父亲真个离开爱妻和娇儿,到他常常想念的第二次变法维新国富兵强的中国去了。

  我和弟弟正在写字,听得母亲一声裂帛似的号咷,急忙奔去,却见母亲正在给父亲换衣服,我和弟弟都哭了。一会儿,家里人都来了。七手八脚想帮助母亲。但是母亲摇手,泪如雨下。母亲亲手用热毛巾把父亲全身擦干净,换上殓衣,很小心地仍让父亲的两腿支起。

  父亲的遗体移到楼下靠东,平常作为会客室的一间。母亲始终只是吞声呜咽。直到外祖母和宝珠哭着进来时,这才放声大哭。

  因为天热,第二天就殓了。丧事既毕,母亲在父亲逝世的屋内设一个小灵堂,只供一对花瓶,时常换插鲜花。父亲的照片朝外挂着。照片镜框的两侧,母亲恭楷写的对子是: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父亲终年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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