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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三年之病(1)


  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帖,也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

  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余势未消之故。母亲争辩说:“我没学过医,可是常听爸爸说,疟疾宜表不宜遏。”父亲却相信奎宁治疟并不是什么遏止。母亲见父亲不听,便写了几封信,请外祖父的门生(包括姚圯塘)来给父亲会诊。来了七、八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亲的看法大致相同。姚医生的看法却和我父亲差不多。最后,取了折中办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药。服了三、四帖,不见坏,也不见好。父亲还是天天气来,只是觉得容易疲劳而已。渐渐地,母亲也不那么焦急了,觉得这不是急病,拖个把月,慢慢打听有什么神医,大概不会误事。

  因为母亲说要打听有什么神医,祖父、祖母却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原来父亲幼时(大概九、十岁)曾患一场怪病,也是经常有低烧,有盗汗,那时也是众医束手;拖了半年多,忽然听说本镇到了一个和尚(他是镇上某富户托人请来看病的),精于太素脉,善治疑难病症。当时托人请这和尚来诊视,开了个方子,说可以长服,一个月后当见效,否则,也就不必再服,可到杭州某寺找他。照方服了一个月,果然有效,守着这个方子服了半年,病完全好了,这个方子当时藏在一方大砚台下。大砚台在楼下书房(即祖父教几个儿子侄儿读书那间房),母亲去找,果然方子还在,还有当年和尚留下的他在杭州的住处。

  母亲高兴极了,就同父亲商量,如何派人到杭州找和尚。父亲说,和尚云游,时隔十多年,知他还在杭州否,不如先照和尚方子服几帖再说。可是母亲瞒着父亲写个字条送给宝珠,叫她想法。随即阿秀来了,说外祖母正在设法,好端要弄个明白:那和尚是否还在。

  父亲服了那方子,果然有效。盗汗止了,低烧时有时无。母亲认为这和尚真有本事,更加盼望能找到他。

  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弟弟(那时虚数三岁)忽然病了;父亲开方,吃了没有用。而弟弟之病来势甚猛,三、五天就不进饮食。母亲又通知了外祖父的那些门生。于是又来会诊,改变前方,另拟新剂,服了二帖,仍然无效,病儿却渐呼吸都很微弱。母亲决心请她的六叔(渭卿)来治。考虑到老人家久已不诊病,母亲就自己去请,说,好歹拉他来一趟,母亲坐了船去,希望原船接回渭老。父亲的那些师兄师弟,此时天天都来会诊,看见“师妹”亲自去请渭老,他们都坐着等待。他们一边等,一边同父亲谈弟弟的病,一边传观和尚那张方子,都说,怎么方子上只开病情不作判断,又说看他一手字,便知是“老斲轮手”。

  从午时等到太阳西斜,方见粟香进来,大家都心里说,“这回连师妹也请不动了么”,可又见母亲扶着渭老慢慢进来。这一下,登时热闹起来。茶点早已摆起,渭老上坐,听父亲简单明了地报告弟弟其病及医治过程,问了句“到今天是第八天了”,然后细看了前后各方,就由母亲扶着,父亲与粟香相随,都上楼去了。看过病儿,渭老下楼来立即开方,寥寥几行字,搁笔,对父亲和母亲说:“死马当活马医罢。”父亲等看了方子,都大惊失色,原来这方子同他们连日的方子全然不同,其中用量最重的两味药是东瓜子,东瓜皮(这里,我是完全根据母亲对我所说记下来的。母亲在事隔七、八年后对我讲这件事时,也说不清弟弟患的是什么病,也只记得渭老开的方子中间有这两味药)。

  渭老走后,父亲的师兄师弟们都还不走,议论纷纷,可是母亲已经叫人抓药,煎好立即服下。客人们都佩服这位“师妹”真有决断,也都告辞,说明天来听好消息,——实际他们心里是怀疑的。

  那晚上,弟弟居然睡得安稳。半夜醒来,居然说肚子饿了。连服三帖,病已痊愈。母亲连忙写信,与父亲连名,感谢渭老。正想派人送去,忽然阿秀进来了,随后是宝珠扶着外祖母。原来外祖母结伴到杭州烧香,主要是找那和尚。事隔多年,杭州所有寺庙都访过了,都不知有此和尚。外祖母坐定,才把找不到和尚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果然那和尚云游不知去向,不要再水中捞月了。外祖母抱着病后初愈的弟弟却对父亲说:“老头子(指外祖父)在世时常说,树皮草根,只治得病,不能治命,看来姑爷——”外祖母声音哽咽,说不下去。父亲苦笑道:“讲到命,也许突然又来个神医。君子安命,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母亲接着说:“也只好这样,自安自慰吧,死生有命。”

  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父亲病倒了。

  最初,父亲每天还是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坐在房中窗前读书一、二小时,然后又卧。他那时还是对数学最有兴趣,他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那时新出的谢洪赉编的),其次是喜欢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又其次是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也看那时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又到年关了。这个时候,在乌镇通常是一个最冷的时候,常常下雪。乌镇一带地区的房屋构造是不保温的,也没有取暖设备,因此显得特别冷。父亲此时只好整天躺在床上,盖着厚的丝棉被;他常常支起双腿,躺着看书。不料腊月既过,天气渐转暖和时,父亲的两条腿不能放弃,好像因为长久支起,筋已缩短。如果别人帮着用力拉,是可以拉起的,但因父亲脸上有痛苦表情,妈妈不忍,就让这样支起(直到死,还是这样。殓时有人拉了一下,才放弃了,但那时妈妈倘看见,也会伤心的)。

  然而除了渐渐转动不便(在床上翻身,也要妈妈帮他),别无痛苦。饭量照样好,每天外祖母送来各种滋补的食品,父亲都能吃,然而人却一天一天消瘦下去。

  在父亲卧床不起的第二年夏天,祖母亲自到城隍庙里去许了个愿,让我在阴历七月十五出城隍会时扮一次“犯人”。这是乌镇当时的迷信:家中有病人而药物不灵时,迷信的人就去向城隍神许愿,在城隍出会时派家中一儿童扮作“犯人”,随出会队伍绕市一周,以示“赎罪”;这样,神就会让病人的病好起来。

  祖母是迷信神道的,在父亲卧床不起后,她多次提出要去城隍庙许愿,都被父亲和母亲拦阻了。现在她看到儿子日益消瘦,也就不管我父母亲的反对,自己到城隍庙里去许了愿。

  乌镇那时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至十七要连出三天城隍会,其盛况不下于元宵节的闹龙灯。出会的费用由镇上的大小商号摊派(名为“写疏”),“节目”则由各街坊准备。所谓“节目”就是各种彩扎的“抬阁”和“地戏”。“抬阁”是由四个精壮汉子抬着一块平板,上面由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文中的各种角色,如白娘娘、吕洞宾、牛郎织女等等,四围挂着琉璃彩珠,打上灯彩。“地戏”比较简单,挑几十个汉子(不再是儿童),穿上做戏的“行头”,在地上走着,有时也舞弄一下手中的大刀和花枪。因为各街坊要互相竞赛,所以“抬阁”和“地戏”年年出新斗奇,除非那年逢上了大灾荒。

  出城隍会,照例由一队人马在前面鸣锣开道,然后就是各街坊的“抬阁”和“地戏”在喧天锣鼓声中慢慢地依次走过。队伍的中间是一台十六人抬的大轿,里面坐着城隍的木像,面施彩皮,身穿神袍,轿前有“回避”、“肃静”的大木牌,前呼后拥,十分威风。但是大轿在经过我家旁边的修真观时,却突然锣鼓息声,抬轿的人要一起跑步,飞速穿过观前的那一段街道。这是有名目的,叫做“抢轿”,因为修真观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城隍是玉帝手下的小官,当然不能大模大样地经过修真观,只能跑步通过。

  城隍大轿的后面,又是“抬阁”和“地戏”,最后就是“犯人”的队伍。“犯人”仍穿家常的衣服,但一律围一条白布裙子,戴一副“手铐”;所谓“手铐”其实是一副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用一根带子系牢,挂在“犯人”的脖子上。整个出会的队伍要在乌镇的四栅(东南西北栅)周游一圈,“犯人”也要跟着兜一周。有的年龄小的“犯人”,这样远的路走不动,也可以由大人抱着参加游行。即使走得动的“犯人”,一般也有家里人在旁边跟着,因为怕孩子把“手铐”丢了。

  祖母让我去扮“犯人”的那一年,我九岁,正是最爱玩耍的年龄,对于能够亲身参加出城隍会,自然十分高兴,随队伍绕着四栅走了十多里路,竟一点不感到累。不过事后想想,又觉得不上算,因为“犯人”只能跟在出会行列的末尾,一路所见只是前面“抬阁”的背影和两旁围观的人群,实在没有扒在我家老屋临街的窗台上看下面经过的队伍来得有意思,而且在窗台上连“抢轿”的场面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另外,我虽然当了一次“犯人”,父亲的病却未见有一丝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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